婚姻是人性的枷锁

倘若人能够拨开层层叠叠的虚伪，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本心，恐怕连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婚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与人性相悖的制度。它像一把温柔的枷锁，以爱的名义，以责任的名义，以文明的名义，将人束缚在一种被规定的关系之中。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如是说。只是，他所谓的“枷锁”，指向的是政治支配，是人对人的依附；婚姻并不在他这一论断之内。然而，若将这隐喻移入私人生活，婚姻或许正是其中最隐秘、最普遍、也最难以挣脱的一道枷锁。它不同于法律或政治的约束，那些约束是外在的、强加的；婚姻的枷锁却往往由内而外，温情脉脉，是你自愿套上的。你甚至会在套上之后，感激涕零地亲吻那副锁链。

蒙田在《论友谊》中曾将婚姻称为一种契约：“订立时自由，延续却被迫”，并以鸟笼为喻：“外面的鸟拼命想进去，里面的鸟拼命想出来”。契约意味着终结，意味着对未来的承诺，而人性却永远在流动、在变化、在寻找。一个人如何在二十岁时承诺自己四十岁的心？如何在今日的激情中，预支明日的柔情？这无异于要求一条河流永远停留在某个拐弯处，不许它流向远方。

伟大的人物，往往最难以忍受这种静止。歌德在《亲和力》中描绘了婚姻与激情的冲突，最终以悲剧收场。他自己呢？他与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同居十八年、育有五个孩子后才正式结婚；晚年又对年轻女性米娜・赫尔茨丽卜产生过无望的爱慕，这段经历渗入了《亲和力》的创作。至少，他的生命与写作都表明，他深知婚姻契约与流动情感之间的紧张。

托尔斯泰则在晚年离家出走，最终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那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婚姻枷锁的一次绝望的挣脱。索菲亚为他生育了十三个孩子，曾将《战争与和平》手稿誊抄七遍；可这并不能阻止两个灵魂在婚姻的牢笼中彼此消耗。他临终前甚至拒绝见她最后一面，而她的日记里，也写满了动荡、考验与磨难。

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将婚姻全盘否定。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实践它。如果婚姻是一种枷锁，那么这枷锁的钥匙，或许应该挂在每个人自己心里。当两个人能够诚实地面对变化，允许彼此成长，甚至允许彼此离开，婚姻才可能从一种束缚，转变为一种选择。

可悲的是，大多数人不敢承认这一点。他们宁愿相信婚姻是“神圣的”，是“天作之合”，是“命中注定”。因为如果不这样相信，他们便要面对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婚姻不是必然的，那我为何要留在其中？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命运的安排。前者需要勇气，后者只需要自我欺骗。

婚姻之所以被视为枷锁，并非因为它强制了什么，而是因为它阻止了什么。它阻止了人如其所是地生活，像一棵树那样，自由地伸展，向每一个可能的方向生长，而不是被修剪成特定的形状，去符合某种“夫妻”的范式。

那么，人是否可以彻底不要婚姻？或许可以。但人不能不要爱。爱与婚姻，是两回事。爱是流动的，婚姻是凝固的。爱是当下的，婚姻是未来的。爱是自由的，婚姻是契约的。将爱与婚姻混为一谈，正是人类最大的一次自我欺骗。

倘若人能放下虚伪，承认人性的多面与善变，承认自己无法用一纸契约锁住心灵的全部，那么，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发明一种关系，一种不以占有为目的、不以永恒为标榜、不以制度为依托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两个人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此刻愿意在一起；他们分开，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此刻需要分开。

这不是放纵，这是诚实。这不是轻浮，这是对人性最深的尊重。

婚姻是人性的枷锁。而人性，在枷锁中，终究会寻找出口。或是背叛，或是逃离，或是慢慢地窒息。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往往是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这道枷锁的存在，并且至少在某些时刻，敢于将其打碎。

而我们，芸芸众生，则大多在枷锁中安眠，做着关于永恒的美梦。这梦，不算可耻，却也谈不上光荣。它只是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