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全国之力 ，为一己私欲
土木之变，明朝最惨烈的军事灾难之一。
二十万大军灰飞烟灭，五十多位文武重臣丧命，皇帝本人还成了俘虏。
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本能的就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事儿。
于是，一种近乎于翻案式的解释在网络上流行起来，说土木之变是文官集团的阴谋，是文官们故意推动英宗亲征，故意让明军战败，目的是为了借瓦剌之手除掉王振，顺便把英宗也送入险境，如此一来，就能拥立代宗，这样有了从龙之功，文官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模有样，非常符合今天人们所喜欢的阴谋叙事，但历史研究最怕的就是这种封闭式的推理。
人们先拿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再把所有的异常现象都解释成是阴谋诡计的一部分，凡是不符合阴谋论的史料，都可以说是被阴谋者改掉了，凡是符合想象的情节，又全部被当成了铁证如山。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归史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截然相反的事实，文官集团不仅不是阴谋的策划者，反而，他们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阴谋论的第一块基石是，文官集团推动了英宗的亲征。
一切要从正统十四年说起，瓦剌入寇，明朝的大同方向战情严重，英宗决定，要御驾亲征。
皇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吏部尚书王直率领一众文官第一个反对，还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内容作者就不摘录了，但意见给的很具体。
文官的意见是，瓦剌入侵虽然严重，但朝廷应该利用边城，守军，以及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消耗敌军，完全没有必要让天子本人率领大军深入塞外，而且当时天气炎热，有旱情，是“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能吃米吃面，但马吃不上好的草料，后勤条件是不成熟的，王直还直接给出警告，说“兵凶器，战危事”，一旦发生意外，朝廷将会承担不可估量的风险。
英宗的回复是，群臣所言是“忠君爱国之意”，但是瓦剌已经入侵了，边将也屡次请求支援，所以“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
这个“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亲征最终是皇帝本人作出的决定，不是某个文官伪造圣旨，也不是兵部的意思，是皇帝听到了反对意见，但明确拒绝了。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
这意思非常清楚了，这次亲征，英宗所宠信的一个叫做王振的宦官给到了很大助力，他强烈支持皇帝，而群臣则是合章劝阻，英宗没有接受。
《明会要》也有如下记载：
卫拉特分道入寇，王振挟帝亲征，邝野、于谦等群臣劝阻皆不纳。
邝野是兵部尚书，于谦是兵部侍郎，整个兵部都持反对意见，并且积极劝阻，但皇帝不听。
退一万步来说，其实都不用文官劝他出征，就是没人劝，面对这样的战机，英宗也一定会御驾亲征。
明英宗朱祁镇，他是明朝第一个生于父亲登基之后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幼年即位的皇帝，他出生三个月就被立为太子，八岁登基，他的童年没有像太祖，成祖那样在战场上的经历，也没有像仁宗，宣宗那样在监国理政中度过，他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从小陪他玩到大的，就是这个宦官王振。
虽然经历平平，但英宗偏偏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他的父亲宣宗曾把他抱在膝上，问他：
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
英宗说，能。
宣宗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
英宗说：敢。
那是声音洪亮，神采英毅，宣宗大喜。
这段对话，是英宗“雄主梦”的起点，他当了皇帝之后，处处效仿太祖成祖，重典治吏，恢复洪永时期的保举制，出兵麓川，阅武将台，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证明自己不是深宫长大，一无是处的庸主，所以亲征瓦剌这种事儿，不用任何人忽悠他，他自己就发自内心的想去。
至于王振为什么如此积极的怂恿和支持英宗，很多人天然的把王振想象成一个传统的奸臣形象，这是对的，但不完全对，至少王振不认为自己是奸臣。
王振其人，最早是个教书先生，他有文化，读过书，懂经史，他不仅是英宗的生活仆人，还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管他叫先生，对他更有既敬重又畏惧的复杂情感。
让人颇感意外的历史事实是，王振还曾经试图把英宗教育成一个优秀的君主。
英宗曾和一些小臣踢球，王振看到后马上制止，他跪着劝谏英宗，说：
《罪惟录》列传二十九：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
英宗一次本该出席经筵，但因为岁数小贪玩没有去，王振发现之后，马上就去太皇太后处告状，英宗因此而受到责罚。
正统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宫中设宴，按照旧例，宦官就是再受宠也不能参加朝廷宴会，王振大发雷霆，说：
《明鉴会纂》卷五：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
看得出来，王振自比周公，英宗当然也认可他当周公，那么王振的理想，就是辅佐英宗成为一代英主，因为只有英宗成了英主，自己才能成为周公。
（史料记载）
王振推动英宗亲征，不是为了让英宗送死，而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就像他相信儒家经典里说的那样，圣君应该亲率六师，威震四夷。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动到英宗已经出发。
如果说文官的目标是把皇帝骗出北京再弄到更危险的地区，那么出了居庸关之后，这些人应该积极的鼓励皇帝继续深入。
但史料的记载完全相反，文官们一直在“请驻”，而且不是一回，是无数回，在明清两代的各种史料中不断出现群臣“请驻”，就是不让皇帝往前走了，但英宗置若罔闻，加上王振从中作梗，把这些文官都赶到了军阵当中，不让他们和皇帝见面。
再接着，事态越来越荒唐，成国公朱勇要向王振汇报军务，汇报时到了“膝行而前”的程度，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因为惹怒王振，竟被罚跪在草地上一天。
钦天监正彭德清劝王振说，天象有变，不能再前进了，会把皇帝置于危险之中，大臣曹鼐则说，我们的性命无关紧要，可皇帝关系到宗社安危，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王振依然不听。
如果文官集团正在实施一个“把皇帝送给瓦剌”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执行方式未免太过猎奇了----阴谋者一路上拼命阻止自己的阴谋成功。
当然还有第二个观点，说文官集团是故意战败，好从中获取利益。
试问，文官集团获取到了什么利益？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随从文武数百人死难”，《明史》中也详细列出了战死的高级官员名单：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五十二名随征朝臣死于战乱。
这份死难者名单几乎涵盖了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所有核心文官，六部尚书中就有四人战死，内阁两位大学士全部遇难。
这种损失对于文官集团来说是空前的，而这样的损失，能称之为文官在战败中“取得利益”吗？
阴谋论的第三个观点是，文官在军事指挥中故意出错，导致了明军的惨败，然而事实是，当时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明英宗和王振的手里，文官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文官们对军事行动给出正确意见而被王振拒绝的记载太多了，比比皆是，不再举例，这里举一个特殊的例子：
大同总兵郭登曾建议大军从紫荆关撤退，路线安全而且距离更近，但也被王振拒绝，因为王振要绕路，去他的家乡看一看。
可以看得出来，别说文官没有指挥权了，就连武将也没有指挥权。
别说指挥权，从最开始的是否亲征，行军路线，驻扎地点，是否移营，全部由王振一人决定，文武官员连建议的机会都被剥夺。
最后，阴谋论还喜欢拿于谦于少保说事儿。
逻辑是这样的：土木之变之前，于谦只是兵部侍郎，土木之变后，邝野死了，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之后于谦又支持代宗，所以，于谦可能早就希望英宗出事儿。
这个推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一个在灾难之后得到了什么，不代表这个人就制造了灾难，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一切战时接替阵亡上司的人是不是都有谋杀上司的嫌疑？
而且从现有的史料上来看，于谦是明显反对亲征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支持或者推动亲征。
于谦是垂名万古的民族英雄，把阴谋论这样套在他身上的人，本身对历史的理解就不够，也没有正视和尊重历史。
包括还有一些所谓于谦和边将合谋论，于谦和代宗结盟论，于谦发动政变论，只能说纯属胡说八道，连驳都不值一驳。
还有一个常见的推论是，英宗被俘虏之后，文官们很快拥立代宗，所以他们一定是早有计划。
这也是典型的从事后来推导事前。
我们要知道，土木之变对明朝来说不是普通的军事失败，因为英宗还被俘虏了，瓦剌完全可以利用英宗的身份要求沿边关城开门，索取财物甚至干涉明朝政治，事实上瓦剌也的确这么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有别于英宗的明朝政治中心无疑是非常正常的战时反应。
更重要的是，即便代宗已经继位，文官中仍然有一大批成员要求把英宗迎回京师，而这些成员中，又有一大批是当年反对英宗亲征的。
比如王直，他就很典型，亲征之前，他带领群臣反对英宗出兵，英宗被俘虏之后，他又特别主张派人把英宗接回来，这完全和所谓的“文官集团有计划抛弃英宗”是矛盾的。
当然还会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反驳，就是说史料都是造假的，都是文官修改的，都是故意的抹黑的。
（明英宗朱祁镇）
作者想说的是，历史研究，它不是这样的。
历史研究承认史料是有立场的，有偏差，有避讳，所以要求要用多重证据交叉验证，恰恰，土木之变的史料太多了，有官方的实录，有私人笔记，有当事人回忆，还有出土文物，还有蒙古，朝鲜的史料，如此庞大的资料，它们不可能被文官集团统一修改。
与其质疑史料的真实性，倒不如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
一，持土木阴谋论观点的人，他们为什么拿不出任何史料，而只能靠想象和猜测？
二，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劝阻，如此多的人反对，如此多的人知道如此危险，却仍旧无法阻止，土木之变的发生呢......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巨大的灾难并不需要巨大的阴谋驱动，有时候需要如王振英宗一样的蠢人，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