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三口，曾经分散在三个国家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常常会想起1995年。不是因为那一年我们走出了国门，而是因为那一年，我们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国家。

1995年6月24日，我作为访问学者抵达洛杉矶，前来接机的是老朋友杨福生一家。

汽车驶上高速公路，两旁车辆奔流不息，满眼都是陌生的景象。我静静望着窗外，心里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恍惚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来美国之前，我在衡阳医学院工作了十几年，从一名青年教师到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乱了我原本的人生规划。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风波，我大概不会在四十岁的年纪，踏上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为了支持我赴美，全家几乎拿出了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父亲把原本准备买冰箱的两千元钱硬塞到我手里，苍老的脸上挂着不舍与担忧，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妻子雪梅几个月后将赴日本研修，四岁的女儿安琦留在家乡衡阳，由岳父、岳母照顾。

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不要轻易回头。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都要靠自己的能力，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重新站起来。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在福生家客厅的地铺上。半夜，一阵剧烈摇晃把大家惊醒。福生的儿子一下从房间里冲出来，背起书包就往门外跑。我惊恐地从地铺上爬起来，一时不知所措。福生从里面的卧室走出来，神情镇定地告诉我，这是地震，并说洛杉矶处在地震带上，这里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是木结构，主要就是为了抗震。那是我来到美国后的第一课。

几天以后，在福生的帮助下，我租下一间小房，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去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萨德教授的实验室做实验，晚上去成人学校学习英语，深夜才回到住处。

有一天晚上，我骑自行车从成人学校回家，沿人行道骑行。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尖利的鸣笛声，紧接着，一辆闪着红蓝黄三色警灯的车子奔过来停在我前面，一个高大的白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讲了一大通话，可我一句也没听懂。他用手势示意我双手抱头坐到路边，然后拿起对讲机呼叫。我心惊肉跳，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过了好一会儿，来了一位华人警察，我才知道，在美国,人行道上是不能骑自行车的。他们协商后决定放我一马，把开好的罚单从我手上拿了回去。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国度，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本来我在实验室的前半年是自费——没有工资，只有一个位置。但萨德教授从第二个月开始给了我每月四百美元生活补贴。钱虽然不多，却意味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视频通话，与远方的亲人联系全靠电话和书信。国际长途电话贵得惊人，一美元多一分钟。我每周给在衡阳家里的岳父母和女儿打一次电话，也给当时正在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培训日语的雪梅打一次电话。家里有学院给处级干部安装的电话，我可以随时直拨，但给雪梅打电话却很麻烦。培训中心宿舍没有电话，她住的楼只有传达室有公用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工作人员还要跑到宿舍去喊人。等她来到电话机旁，往往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一个月下来，我的电话费常常要花掉两百多美元。但是，再贵也要打，那是维系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根线。

父亲家没有电话。我到美国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我已经平安抵达洛杉矶，也告诉他，等我手头宽裕一点，就给他装一部电话。那样，以后想听他的声音，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了。

有一天，我照常给衡阳家里打电话。我问起父亲，电话那头吞吞吐吐。我请求妻弟第二天接父亲过来与我通话。妻弟支支吾吾，就是不肯答应，我越发不安。这时，年幼的安琦抢过电话：“我要同爸爸讲话！”

我问她：“你去看过爷爷吗？”

安琦回答：“爷爷死了。”

我的脑子“轰”地一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对着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你们告诉我，我爸爸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电话那边静默了许久后终于传来哽咽的声音。父亲真的走了。

挂上电话以后，我反复念叨：“我爸死了。我爸死了……”眼泪控制不住流下来。我跪在地上，朝着东方，朝着故乡的方向，任凭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朝外狂泻……

我拿出父亲和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一边流泪一边说：“爸，您把买冰箱的钱都给了我，可我连一个电话机都还没来得及给您装。我说过，以后要接您来美国看看，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一夜，我不敢放声痛哭，房东和其他租客都已经睡了。我想回国奔丧，可是，我没有钱买机票；即使借钱回去，再进来需要重新申请签证，很可能再也回不了美国；实验室的工作刚刚步入正轨，我也不知道萨德教授会不会同意我离开。思前想后，我最终打消了回国一趟的念头。这是我一生始终无法完全释怀的一件事。

为了不影响雪梅赴日前的培训，家里决定把父亲过世的消息暂时瞒着她。我把悲痛压在心里，没有告诉她。只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更加迫切地希望一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1995年10月3日，我作为日中医学协会笹川医学奖学金获得者，和另外四十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工作者从北京飞往东京，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研修。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三个国家，两片海洋，十几个小时的时差，让一个原本朝夕相处的家庭，只能靠电话、书信和等待维系。

硕士毕业后，我在衡阳医学院微生物和免疫学教研室任教。我很快便发现，讲台就是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位置。站在医学院的阶梯教室里，面对近两百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我讲起课来从容自信、条理清晰。一堂课结束，学生们总喜欢围上来继续提问，一句句“朱老师，您讲得真好”让我更加确信，教书就是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后来，学院组织青年教师教学评比，由老教授组成评审组随堂听课，同时结合学生评价综合评分，我获得了全院优秀青年教师第一名。

教学之外，我始终坚持科研。我的硕士论文发表于国家一级学术期刊，并获得湖南省优秀科技论文奖。与此同时，我开始为出国深造做准备，一边参加托福考试，希望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一边参加国家公派出国选拔，希望争取赴海外研修的机会。那时国家公派项目竞争十分激烈，我最终获得了日中医学协会笹川医学奖学金。

走出国门时，我和宗之两人的心情截然不同。宗之离开衡阳医学院时，带着重新开始人生的决心；我离开衡阳医学院时，却相信将来一定会回来，继续站在自己挚爱的讲台上。

出国前，我们都未仔细想过“移民”的问题。真正改变我们人生的，并不是走出国门，而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选择。

赴东京之前，我心里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令人欣慰的是，抵达日本后的第二天，日中医学协会便组织了说明会，还把我们每个人的研修单位、住址、医疗保险、银行账户、现金存取卡——全都准备好了，每人一个袋子装着。协会的工作人员不仅帮我们安排好了住宿，还带着我们办理各种手续，介绍周围环境，甚至派人把我们一一送到研修单位，让初来乍到的我很快安下心来。

来到东京都临床医学综合研究所后，我的导师小源道法教授和研究室的同事热情地接待了我。实验室设备先进，工作井然有序，大家各司其职，却又乐于帮助新人。导师详细介绍了研究方向和实验安排，并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站在实验台前，我觉得，这一年不仅是一次出国研修，更让我第一次真正投身于国际一流的科研环境。

到达东京后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尽快给远在美国的宗之和留在衡阳的女儿打电话。然而，我住的公寓没有电话。那时在日本安装一部电话价格昂贵，即使平时不用，每月也要缴纳数千日元的座机费。我刚到东京，根本还来不及申请安装电话。于是，每天下班以后，我便四处寻找能够拨打国际长途的公共电话。

东京街头并不缺公用电话，但要找到一部能够直接打往美国、又弄清楚具体拨号方法的电话，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有的电话不能拨国际长途，有的必须使用电话卡。好不容易找到一部可以投币拨国际长途的电话，我投进去几百日元，拨来拨去，就是打不通。白天，我努力熟悉研究所的工作；下班以后，我继续寻找电话。一天不成，第二天再试；这个地方不行，就换一个地方。

那时我并不知道，远在洛杉矶的宗之也在焦急地寻找我。他一遍遍打电话到研究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个人。”

后来，在朋友杨福生的建议下，宗之把一份传真发到了我所在的研究所。收到传真后，小源教授立刻安排秘书陪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电话终于接通了。后来回想起来，那不过是短短几天。可对于第一次独自在海外生活的我来说，那几天格外漫长。

打通电话以后，我们这个分散在三个国家的家庭，终于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从此，电话和书信便成为维系我们一家三口最重要的纽带。我们每周通话一次，每次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

我们更多的是靠手写书信联系。我把东京的生活一点一点写给宗之，一封信常常密密麻麻写满三四页：每天乘坐拥挤却准时的地铁往返研究所和住处，慢慢熟悉车站、街道和超市；实验进展、导师、同事、每天的见闻，以及牛肉、鱼和蔬菜的价格。

我在信里告诉他，东京的物价很高，5公斤米要850日元，一小盒猪肉约4两，要320日元，两根小黄瓜150日元。水果太贵，我从来不买。每一次在超市里买东西总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默默在心里把价格换算成人民币。我写这些琐碎的小事，不是为了介绍日本，只是想告诉他：我一切都好，请不要担心。

我们之间的每一次通话、每一封书信，谈得最多、牵挂得最深的，始终都是远在中国的安琦。

雪梅赴日前告诉我，她到达以后会马上给我打电话报平安。为了等她的电话，我特意买了一部新电话机，换下了住处那部捡来的、不响铃只能往外拨打的旧电话机，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来电。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我按照她出国前留下的电话号码，一遍遍打到她所在的研究所。接电话的人替我问了一个又一个实验室，没有人知道一位叫朱雪梅的中国研修人员。

我的心一下悬了起来。她第一次独自出国，日语也只临时培训了九个月，万一迷了路，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父亲刚去世不久，我实在经不起再一次打击。

我每天都心神不宁，做实验时心里一直记挂着东京，结果接连出了差错，惹得萨德教授对我大发雷霆。

一天深夜，电话突然响了。我扑过去抓起话筒，大声喊道：“雪梅，你快把我急疯了！”

电话那头却是福生的妻子平平。听完我的情况，她立即和福生商量怎么办。福生建议我不要再一遍遍打电话，而是直接给研究所发一份传真。他说：“白纸黑字，更容易引起研究所重视。”

那时已经接近半夜了，福生还是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我的住所，拿着我写好的寻人启事，到处寻找夜间能发国际传真的地方，我则留在房间守着电话。

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我才接到福生打来的电话，问我有没有雪梅的消息。他那时刚回到家里。为了发出那份传真，他在洛杉矶一家一家寻找通宵营业、能发国际传真的店铺，折腾了一整夜。

那天下午，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办公室通知我接电话。听筒里传来了雪梅熟悉的声音，我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下了。

然而，电话失联的焦虑刚刚过去，实验室的麻烦又来了。一天，我在实验中不小心把两种激素检测的试管架放反了，把该放在4℃冰箱里过夜的试管架放在了室温中，而把另一个应放在室温过夜的试管架放在了冰箱里。实验室主管发现后，要求我立即终止实验，并向萨德教授报告了事故。

检测药盒很贵，一次实验就要消耗一千多美元。我在国内做实验时，连用过的试管和吸管都舍不得丢，而是洗干净再用。我想尽量把损失降低，既然已经开始了，不如继续做下去。就算实验结果不能用于正式研究报告，至少可以看看不同孵育温度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实验室主管，认为继续把实验做完，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我没有按照她的要求立即停止实验。

没过多久，秘书把我叫进萨德教授的办公室。萨德教授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递给我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在我实验室的工作到今天下午五点结束。”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突然厉声吼叫起来：“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我！”

我的脑子忽地一阵轰响，我下意识地捏紧了手里的钥匙。萨德教授从办公桌后绕过来，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抢过我手里的钥匙，大吼道：“你给我滚！你不诚实，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后来我才明白，在萨德教授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实验做错了，而是我发现错误后没有按照规定立即停止实验，并主动向他报告。

我在萨德教授的研究室工作刚满四个月，就被解雇了。此时离我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生日，仅有半个月了。

对于一个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来说，失去实验室的位置，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一份工作，它意味着签证、身份、收入、未来，都可能一起出现问题。

当务之急是身份：如果我不能在一个月内找到新的研究单位，就会失去合法身份。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马不停蹄地开始四处找工作。打印简历、寄信、求人介绍，只要听说哪个实验室需要人，我就去试。我的鞋磨破了，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就吃几片面包。

宗之被解雇的消息，我是在电话里听他说的。他在电话那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可是我能听出来，他很难过，也很焦急。他这个人向来报喜不报忧，如果不是真的快撑不住了，他是不会主动告诉我的。

挂掉电话以后，我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他在美国；我在日本；安琦在中国。我们三个人，分散在三个国家。他遇到这么大的事，我连一顿热饭都没办法端到他面前。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我坐起来，算了算自己手边的钱。日中医学协会每个月发给我十万日元奖学金，约合一千美元，住房由协会提供，我不用付房租。每个月付完水电、煤气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还能存下来差不多一半的奖学金。我刚来日本还不到一个月，日中医学协会除了付给我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还预付了最后一个月的奖学金。我算来算去，决定只给自己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把其余的钱凑足六百美元寄给宗之。

第二天，我去邮局汇款。在窗口填写单据时，因我的日文还不够好，表格上有些栏目看不太懂。柜台服务员对我说了好几句话，我茫然地看着她。她耐心地比划着教我填。我拿着那张汇款单，一笔一画地写下宗之在美国的地址。

寄出那六百美元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多难，我们一家人不能散。我也在信里反复告诉他：你不要太着急。万一在美国实在找不到工作，你就来日本。我这里虽然钱不多，但两个人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

那段日子，我们在一封封往来的书信里互相鼓励，反复提醒对方照顾好身体。我们不知道困难还会持续多久，但谁也没有想过放弃。

1995年11月8日，是我的生日。那天中午，我坐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一幢研究楼外面的草坪上，手里只有几片面包。我一边吃，一边想自己的处境：四十一岁。一个人在美国。没有工作，没有钱。妻子在日本，女儿在中国。我不知道这个家庭什么时候能够团聚，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留在美国。

我坐在草坪上，流着眼泪向老天祈求：给我一个生日礼物吧，让我找到一份工作吧。

突然，我看到一位年轻华人女士从楼里走出来。我迅速用手擦掉眼泪，站起身来。等她走近，我鼓起勇气喊住了她。她停下脚步，我向她说明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向她打听楼里有没有教授需要招研究人员。她告诉我她也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栋楼里的一位华裔女教授的研究室工作，并说愿意把我介绍给她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