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运来的？

古蜀道诸线之中，荔枝道是唯一以水果命名的道路。这条从晋隋开始连接巴蜀与汉中的民间道路，曾在唐天宝年间因为杨贵妃运送荔枝被短暂地升级为官道，成为国家驿路体系的一部分，但作为官道至多持续了十几年，安史之乱后，被废弃。直到明清时期，这条路又成为南北贸易中盐、茶与棉花的民间商路，再次持续运转，为今天考古调查的人留下丰富线索。一条道路的兴起往往与统治者和国家意志相关，但道路一旦形成，则是行走其上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给予它最切近民生的使用方式，也给予了道路最长久的生命力。

消失的荔枝园

涪陵区距离重庆市区100多公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和816工程遗址是今天这里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一个是沉在长江江底的古代题刻群，一个是藏在大山中三线建设时期的核工厂。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副馆长李振文没有为我过多介绍这两个地方，而是径直带我来到滨江大道旁一处江边孤零零的小公园。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初秋的重庆依然湿热，正午的太阳下，公园里没有一个人。公园里散布着20多棵荔枝树，只半人高，枝叶稀疏。李振文介绍说，这批荔枝树是去年刚从广东移植来的，园内还竖立着从西安定制的一批人物雕塑，分别展现的主题是种荔枝、采荔枝、运荔枝和品荔枝，仕女的衣袂被做成飘起来的样子。

2025年，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剧集和电影《长安的荔枝》相继上映，讲述唐代天宝年间一名小吏为杨贵妃从岭南千里转运鲜荔枝的故事，主人公昼夜兼程，依靠唐朝驿传系统，以“人不解鞍、马不停蹄”的方式，最终将新鲜荔枝运到长安。电视剧和电影上映后，当年那条转运荔枝的传奇荔枝道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荔枝道的终点西安首先紧随热点，这座文旅产业发达的城市推出了复刻旅游线路，还在华清宫举办贵妃荔枝文化节。

但除了银幕上的起点岭南之外，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还存在另一个起点的可能，即重庆涪陵。因此尽管被排除在银幕之外，涪陵区文旅部门也在努力回应这波热度。李振文带我来的这座公园，在一年多前从江南滨江公园更名为荔圃春风公园。

重庆涪陵荔圃春风公园

李振文介绍说，“荔圃春风”是古涪陵八景之一，是唐代荔枝的重要产地，按照清代涪州州志的说法，“唐天宝时，杨贵妃取荔枝于此”，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说这里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脆，唐杨妃所喜”。涪陵荔枝园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地方官以减轻贡赋和扰民为名，将古荔枝树尽数砍倒。此后这片江岸做过码头，直到被滨江大道覆盖。按照当地文化部门认定，如今的荔圃春风公园，即为古荔枝园原址所在。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句唐诗，除了批判盛唐宫廷奢靡生活外，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千年悬案，唐代运送荔枝的到底是哪条路？“长安的荔枝”到底来自哪里？从唐至今，岭南说与涪州说各执一词。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强长期研究蜀道文献和唐宋行记，他告诉我，这场争论其实是唐宋两代人给出了两套不同的说法。唐朝人几乎都说荔枝来自岭南，李肇在《唐国史补》里写，杨贵妃爱吃荔枝，而岭南荔枝比蜀地更好，所以每年快马送进长安。杜甫回忆当年的进贡，写的也是岭南使者一路奔驰献上荔枝。到了北宋中叶以后，说法开始转向涪陵。蔡襄《荔枝谱》写天宝年间贵妃嗜荔，由涪陵年年驿送，苏轼《荔枝叹》写“天宝岁贡取之涪”。

争论持续到20世纪，现代历史地理大家严耕望在其著名的《唐代交通图考》中系统论证“天宝荔枝道”，他的推论建立在白居易《荔枝图序》那句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上，按当时交通条件，从岭南到长安，荔枝很难保持新鲜，若要尝鲜，由距离更短的涪州出发更为合理。至于唐人为什么众口一词地指向岭南，严耕望留下一个疑问：“唐人以此为杨氏罪，故偏指远地欤？”

马强提醒我，唐代支持岭南说的材料多是诗歌，而唐诗首先要放回它的政治表达中理解。“唐人在做政治批判的时候，经常以汉来比喻唐。”马强举白居易《长恨歌》为例，第一句写“汉皇重色思倾国”，暗指的却是唐玄宗。荔枝尤其容易进入这套逻辑。汉武帝破南越后得知荔枝美味，曾试图把荔枝从岭南移植到长安，动用国家力量，劳民伤财，没有成功，这也成为唐朝诗人以汉喻唐的对象。

安史之乱后，大唐从巅峰跌落，士大夫们急需为这场灾难寻找“罪魁祸首”，杨贵妃自然成为这一叙事的完美载体。当“奢侈的荔枝”与“祸水的贵妃”相遇，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批判意象便诞生了，皇帝为博美人一笑，不惜劳民伤财从数千里之外运送鲜荔枝，最终导致国力耗竭、盛世崩塌。为什么诗中的荔枝偏要来自比涪州更远的岭南？马强的解释是，路程越远，越能显示长安权贵不惜动用国家财力的奢靡，来源地本身，也成为控诉的一部分。“产地说得越远，罪名就越重。”

距涪陵50公里，还有一处古代荔枝园。从涪陵沿长江往上游走50公里就是长寿，龙溪河在这里汇入长江，按照县志记载，唐代的乐温县在今天的长寿境内，《太平寰宇记》说这里“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

重庆长寿区博物馆文保部主任廖涛带我来到长寿城区五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坡上，临近龙溪河汇入长江的河口处，一下车就感觉极其湿热。廖涛告诉我，长寿被明月山和黄草山夹在中间，龙溪河又在这里拐弯，湿热的空气积在坡上，“这种小气候最适合荔枝树的生长”。他举着一把砍刀走在前面，遇到封路的藤蔓和杂草就停下来砍几下，山上的野生植物长得很密，杂草大多没过腰。很快，八棵巨大的荔枝树出现在我们面前，只不过已经全部枯黑。

重庆长寿区博物馆文保部主任廖涛守护着八棵古荔枝树

廖涛第一次见到这片古荔枝树是在2016年，当时因为跟着一位教授做调查发现了这里，树冠茂盛，由一位农民照管。树龄没有定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曾想钻取树芯测年轮，钻不动，只能从树枝取样，推测树龄至少两三百年。2022年，重庆遭遇极端高温干旱，山火烧到荔枝树附近，地下水也断了，树叶在那个夏天过后全部枯掉。他搭起防晒网，从别处接水灌溉，又给树输液，每个月至少来两次，就这样照顾了两年。现在其中一棵枯树的树干根部重新发了芽，如今枝条已经比人高。

廖涛告诉我，按照学者们的推断，这一带在古代是长满荔枝树的。现在同一片坡地还有十几棵龙眼树，长江南岸也有一片树龄在200年以上的老龙眼树，每年仍在结果。坡上还有黄皮果树和一棵杨梅树。几种南方果树对温度、湿度的要求相近。但宋人对巴蜀荔枝的评价并不高，蔡襄说巴蜀最好的荔枝也只抵得上东闽的下等。在古代中国，食甜是一种高贵的口感，古人评荔枝只以糖度论高下，巴蜀荔枝晚熟，果酸味重，在那套标准里天然吃亏，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人可能更喜欢的味道。

至于荔枝为什么后来逐渐在长江北岸消失，一个学界的常见解释是气候转冷。荔枝喜高温高湿，历史上巴蜀荔枝大多种植于北纬30度以南的河谷地带。地理学家竺可桢曾考证古中国气候变迁，汉唐气温普遍高于现在，从宋以后气候转冷。南宋文献中出现“荔子天凉未肯红”，明清两代四川产区缩减得特别快。虽然至今仍产荔枝，但作为唐代三大主产地的地位不再。

至于涪州与岭南，哪里才是唐代专供杨贵妃的荔枝园，如今看来则是无解之争，当时总会有主产地和备用产地，“万一主产地歉收，杨贵妃吃不到怎么办？”

不仅长安荔枝的主产地至今没有定论，蜀道网络中的荔枝道本身也存在诸多谜团，让人琢磨不清，又不断吸引人前来踏访。

2024年春，“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启动，蜀道上的每条古道分别由专门机构统领调查，项目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承担荔枝道的调查。对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汪伟来说，他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调查清楚古人究竟如何走这条荔枝道的。

“与金牛道、褒斜道这些长久以来的历史著名古道相比，荔枝道只是很短暂地充当过官道。”汪伟告诉我，早在晋隋时期，从汉中翻大巴山到川东的洋巴道就已经存在了，唐天宝年间，这条民间道路因运送荔枝被短暂地提升为官道，为贡荔设驿，成为国家道路体系的一部分，但这个身份可能只持续了几年或十几年，安史之乱发生后，贡荔本身成了忌讳，驿道也就废了。

宋人见到的已经是它衰败之后的样子，北宋官员文同有诗曰“使骑到荒驿，野禽啼乱山”。荔枝道真正被反复使用是在明清时期，这条路那时已不再是驿道，而是成了民间商道。

历代古籍中荔枝道只有大概几个节点，这条路从重庆涪陵出发，穿过川东和大巴山，抵达陕西西乡，再由子午道通向长安。两点之间隔着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河谷、丘陵和山岭，路在什么地方过河，翻哪一道垭口，经过哪些聚落，文献没有记载。

荔枝道线路图（插图 :Cyan Lin）

汪伟用考古学的办法，“晚期是以线串点，早期是以点串线”。明清的道路本体还留在地表，找到一段就能顺着串下去，唐宋的路面早已不存，只能反过来，先把沿线的唐宋县城一个个挖出来、定下来，再把线勾出来。

他把城市历史景观研究里的“锚固—层积”理论借鉴过来，扩大搜索范围，道路是一个锚点，锚点在一段时间里不变，周围的空间围着它层积。同时他还引进区域史、社会史的方法，按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去做口述调查，询问当地老一辈村民早年间赶场的大致方向和道路。

“调查一条线性遗产，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汪伟说，他们用了两年时间，踏查了这条路上的关键节点。他们要找的不只是路基和石板，还要把沿线的古道、桥梁、碑刻、场镇、古树和当地人的口述连成一个整体——把史书上的记载和地面上找到的实物对应起来，才能还原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古代社会。在他看来，荔枝道也从来不只是一条运送荔枝的路，它关系到古代的政治智慧与国家治理。

老路石板被农田吞掉，但古桥的变化相对较少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古蜀道调查队队长卢烈炎开车带着我，从长寿往北，沿着严耕望当年判断的路线，顺龙溪河河谷北上，从垫江进入梁平，山势暂时退开，眼前是一片在重庆少见的开阔坝子。

卢烈炎早年有做长城考古的经验，两年前被委任负责荔枝道从梁平向北一直到秦岭子午谷的全线调查工作，但同样是线性遗产，他觉得难度要大很多，“长城你至少看得见，找到一个头，一直走就行”。

西南地区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梁平是重庆乃至整个川东、渝东地区最大、最平坦的坝子，这里早已沧海桑田，成为重庆稀有的农业重镇。不像在深山里，荔枝道还能留下一些痕迹，如今这里村镇连成片，满眼望去都是良田，卢烈炎当时就像我现在一样，完全没有头绪。

对卢烈炎来说，第一件事是给梁平找个起点，但古代文献里只有一条关于高都驿的记载，别的没有。他向南走了十多公里，寻找清代县志里的一座母安桥，最后在老乡的指引下，他找到了一座称作武安桥的老桥。桥一旦对上，路才有了起点。“与古道关系最密切的，往往是老桥”，卢烈炎对我说，这一带人烟稠密，道路废弃后，石板被拆去砌坎、铺院坝，路基被农田一点点吞掉。桥却受水系限制，河可以改道，桥可以重修，但过河的位置通常不会移动太远。老桥拆了，旁边可能还留着桥墩或桩孔。

我们下车，卢烈炎带我走在梁平田间，让我仔细观察田埂与田埂之间的连接处。一座水泥桥面下，压着清代的老桥石拱，龙头也还在，另一座老桥则只剩几个桥墩躺在小溪里，还有一座明清拱桥保存最完整，藏在一片竹林和丝瓜架里，桥面至今被老乡当作下地种田的通道，不走到河底下，从路上根本看不出那是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