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孩子的23年沉浮与800元补贴券

认识阿圆，是在我的读者群里。

她说起自己的处境：两套房压着贷款，父母同时失能，自己已经失业好几个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群友很热心，七嘴八舌帮忙出主意，我给过她一些建议，但归根到底，没啥大用，如果有，不过是让她有个倾诉的渠道。

我建议她写下来，就像之前的读者阿囍，写了好几篇关于生育和社会政策的文章，反响不错。

但再想想，阿圆和阿囍不一样，她现在的状态，我隐约感觉不太好。所以我主动提出：我来采访她。

阿圆的回复印证了我的想法，她回信说：因为长期吃不下，睡不着，现在反应非常迟钝，昨晚抱着妈妈去厕所时体力不支，差点又一起摔了。我感觉这是“照护者耗竭”的征兆。

我本来是想去揭一揭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房贷里个人责任过大、银行责任过小，失能老人补贴发消费券而非现金的荒诞。这些问题确实都聊到了，也都值得写。

但聊着聊着，我发现自己陷进了另一件事里：阿圆和我一样，都是四川农村出来的，她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中国社会的浮沉勾连得太紧了。她现在面临的一切，不是某一个错误决定的结果，而是一整个时代运动留下的余震。

我们是昨天 11 点 27 分连上的，一直聊到下午 3 点 41 分，4 小时 14分钟。文字记录有五万字，这篇稿子有一万字——写这么长，是因为同为农民的孩子，阿圆和我们太像了。

一、欢迎光临

阿圆是四川大邑县人，1985 年生，今年 41 岁。

小时候她家经济条件并不差。她爸是那一片最早的万元户，靠开拖拉机、种柑橘发家。早年半夜就起来下田，母亲一个人种十多亩地。家里的柚子种得好，有一年通过村书记送给了县长——宋朝华，时任大邑县代县长，后任南充市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天前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阿圆说：“就是他吃过我们家柚子。”

她中专读的是成都经贸学校，16 岁就开始兼职：日料店服务员，给模特换衣服——表演换装要快，她跑去帮忙。

2003 年，18 岁中专毕业，她去人人乐做了收银员，底薪 600块。那会儿人人乐要跟双楠的伊藤洋华堂抢客流，让员工向日本的服务礼仪学习。她每天对着每一位顾客深深鞠躬，“欢迎光临”，“欢迎下次再来”，这么积极是为了每个月多拿60 块钱的奖金。

她爸和她哥有一次来成都看她。看见她在收银台对每个客人点头哈腰，没出声，就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后来才告诉她。

她说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委屈，也没有当年受苦的意思。“我当时很满足，我就觉得，人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努力就有奔头。”

我说当然了，你还可以去日料店当服务员，去超市当迎宾，我 19岁到成都找工作，饭馆服务员都不要我，嫌我老，因为皮肤干农活晒得黑不溜秋的。

阿圆不谦虚地说自己年轻时形象还可以，中专班主任老师还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干儿子，说对方是开飞机的。

二、四川女人

因为表现积极，主管把她调进了人事部，不久人人乐要在重庆开新店，她去负责招聘店员，升职当了主管，月薪涨到了 1200元。那时候阿圆 20 岁。

2005年，从重庆回成都，很快阿圆又跳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她注意到房地产公司比较有前景，但她只有中专文凭，不符合招聘要求。阿圆直接去找负责招聘的人争取到了面试机会，面试的总监也是从农村来的，她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录取了她。

后来她才从同事那里听说，录用的真正原因是：别人都要求 2500，她只开口要1800——但这已经是她做人人乐服务员的差不多三倍。

一开始做行政外勤——跟街道办、政府部门打交道，对外协调。她说自己其实是个内向的人，但“为了挣钱，就必须去学会察言观色”。后来做招商，从荷花池一户一户地跑商家，积累了将近两千户有入驻意愿的客户。但老板只给奖金，晋升没戏。

她又跳到了置信，成都置信要在彭州建一个大项目，规划投资 80亿，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比韩国三星乐园还大。她去投简历，学历不够，就在面试现场主动争取第一个发言，把“我适合这个工作”说得特别有自信。

2007 年，她进了置信，月薪 5000 多，包吃包住。从 660 元到 1200 元，再到 1800 元，再到 5000多，阿圆只花了四年时间。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四川女人”，我姐，我堂姐，我在学而优书店的老板陈定方（民营书业称她“一姐”），都是四川女人，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特别有韧性。

三、体制内外

在彭州，她跟着镇政府的人负责拆迁推进。谈判艰难，磨了很久，等到那些人陆续松口了，2008 年 5 月 12日，汶川地震，项目黄了。

地震之后，她去了彭州的一家国有公司——是她在置信工作认识的政府部门的熟人介绍的，觉得她做事靠谱。

这是阿圆第一次进体制内，虽然工作稳定，但是工资一夜回到 1800 元，扣掉每月 800 元房租，还剩一千。

那时候她已经在接济家里了。她哥读书花了不少钱，家里也没剩什么，她还想帮他攒结婚的钱。她又从国企跳到外面的公司。

“我们农村孩子出来，差钱，见到外面工资高的公司，差一两千块钱，就要跳”，这一点让今天的阿圆感到后悔。

她从国企跳到市场化公司，又从市场化公司回来，来来去去，每一两年就弹一次。

2013 年前后，她在某国有公司做到了总经理助理，管招投标、管行政人事。有人往她手里送苹果电脑，她没接。

“但是我当时是真的心动过，”她说，“那时候工资才 3000，一台电脑等于好几个月工资。”

没拿不是有多高尚，是不知道对方什么来路。现在回头她明白了：那些招投标早就谈好了，她“把关”的程序不过是走个形式，送她电脑的人，那台电脑他们连个零头都不是。

“我们农村出来的，不知道那些规则，只知道要努力，要做事靠谱，挣那点死钱。后来才发现，周围的人根本不需要勤奋，他们有资源。”

2017年前后，有一个人提醒她：置信快不行了，你换个地方吧。这个人是她在置信的伯乐——正是当年带她进置信、月薪翻倍的那个人。

她回到了国企，上了三天班，原来的下属——现在是她的顶头上司——对她说：以前你是我的领导，现在我是你的领导，这个世界太奇葩了。她气得很快走了。

有同事说：以你的能力，如果你没走，至少做到副总了，肯定在那个人的上面。

现在看来，阿圆失去的不是副总，而是最后一次进体制的机会。

四、天天向上

离开之后，她去了朋友创办的一家科技公司——做某国企的定制软件项目。软件根本不会用，投标文件还有错别字，这让阿圆很不习惯，但不影响投标成功赚钱。她的职务是副总经理，干的事用她的话说叫“嘴替”：帮两边不方便说话的人传话。

月薪 5000，社保齐全，活儿很少，一做五年。

这五年是温水。她接触的全是系统内的人，完全封闭的圈子。外面的劳动市场变成什么样子，她不知道。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给她安排事情，够她活着，她也就没了动力去打听。

2010年阿圆结婚。丈夫在电信行业的设计院，从事通信基建，长期外派——非洲、沙特、委内瑞拉，工资加上代购，年收入高的时候五六十万。他是个极节俭的人，从小父亲因公车祸去世，13岁没了爸，什么都是从嘴巴里省出来的。

两个人能干又省的人，挣了就攒，攒了就找地方投。

她丈夫在浙江同事那里最早学会了民间借贷，第一次真的拿回了本金加利息，于是信心大增，跟着亲戚的项目继续追投，越投越多。

朋友介绍了一个亲戚做的基建工程项目，年化收益18%，亲戚中有投了一千多万的，有投了六百多万的，亲戚加起来投了四千多万，她和丈夫抵押了房子，凑了两百多万。

那个时候社会处于经济上行期，阿圆家庭收入也达到了高点，工资收入不错，每个月还有投资收益。因为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孩子出生之后都是代购的进口奶粉，但真正花钱的是教育，成都卷得厉害，阿圆也给孩子报了新东方、学而思的课程，散打、足球、篮球、舞蹈、美术、书法……一个都不能少，还学了钢琴，老师是西华大学的教授，那台钢琴花了好几万。

给哥哥家买了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小汽车，甚至连日用百货阿圆也在买。

每个月给父母 2000 块，老人舍不得花，都攒了起来——幸好攒起来了。

五、经济下行

今年正月间，朋友说不做了，阿圆失业了。

这几年丈夫也回国了，国内的电信基建也做得差不多了，收入从两万掉到了几千。而早在 2023年，投资最大的基建工程项目分红也停了，丈夫没有告诉她。

后来丈夫跟她说，怕她有压力：他们圈子里有个亲戚的媳妇，就是因为得知这件事，刚怀上的孩子给吓掉了。

她问他为什么不说，她说当时最难过的不是钱的事，是这件事本身：“你早一点告诉我，我就会更节约，日子会比现在好过一些。”

外面的世界也变了：以前满眼的管理岗，不见了；现在招人的，要么是工厂两班倒，要么是月薪 2800 到 3000的基层岗位。

她去找以前帮过的人，当年买房买车位，都是她帮着争取优惠的，她问：能帮我推荐份工作吗？

对方说：你当年在国企干得多好，当了总助，你非要出来，你看你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单位只要 30 岁以内的，帮不了你。

阿圆说那个时候感觉心态确实有点崩了。

后来她去做了楼栋管家——物业服务人员，什么活都干，应对业主投诉，打杂，跑腿。试用期 3600，转正 4000。

在这份工作里，她遇见了以前在国有公司同一个岗位的老同事。那个人现在是某家国有公司的总经理。

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语气里没有嘲讽，是真的不解。

阿圆说孩子很担心她，担心她适应不了这个落差，以前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现在是物业服务人员。她说这个时候其实她已经适应了现实，能挣钱就行。

六、采访的同时

我问阿圆现在一天是怎么过的。

凌晨 1 点多，起床给父母翻身，3 点多再来一次。

早上 5 点半起床，先把家里老人常待的区域拖一遍地，然后洗孩子前一天换下来的衣服，给孩子做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