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
邓小平去世已29年，至今国人(包括许多海内外的民主异议人士在内)对邓小平的的庐山真面目都未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对邓小平的评价大都“褒大于贬，他们在邓小平的头上戴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光环。实际上中国大陆之所以沦落到现在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愈来愈烈；贫富悬殊加剧、底层民众上升渠道阻塞：社会矛盾急剧上升；中共统治集团内斗日益加剧；对内、对外穷兵黩武；失业人口暴增、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民不聊生；社会公平正义丧失、恣意打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宪法、法律形同虚设；在国际上与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专制独裁势力沆瀣一气……等等社会乱象产生的根傆，穷根究底都源自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只引进市场机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所谓“改革开放”，笔者于十七年前写就的这篇文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故此重发。
中共领导集团：一个无规矩、无底线的帮伙
凡是对中共自它诞生以来的真实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中共的领导集团几乎全是由一伙凶残、灭绝人性、无法无天、不顾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良知、蔑视人类普世价值、蔑视个人的权利、尊严和生命、冷酷无情、自私贪婪的人组成的、一个类似黑社会帮伙的集团。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道德、传统和良心的约束。在这些方面这个凶残冷酷、无法无天的帮伙，甚至连黑社会的帮派都不如。
像民国时代的青、红帮，他们都还有自己的帮规，还有各自的道德底线，帮会成员不论地位高低都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而中共领导集团为了维护其独裁专制统治和实现其那些好大喜功的、荒诞的世界共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们是一帮无任何规矩、无任何道德底线的无赖、泼皮。中共领导集团这个帮伙，从井冈山时代起，便是由一帮野心家、土匪、军阀和政客所组成，其内部为争权夺利，充满了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中共美其名为：路线斗争)。这个帮伙内部充满欺诈、告密、暗杀、造谣中伤、诬陷、拉帮结派……等卑劣行径。
在这样一个帮伙之中，在这样阴险、残酷无情的环境之中，试想一下：一个品格高尚、一心为国为民、毫无私心、能力出众的人能否存活下来？答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而邓小平置身于这样一个帮伙和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之中长达数十年之久，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身居要职，最后竟成为中共政坛上的太上皇，操纵中国政局近卄年之久。由此便不难判断邓的思想、人品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写到这里，我想对于中共领导集团这一帮人而言，很难在现有的汉字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字来形容他们，建议文字学家应该模彷“蛊”字的来源创造出一个新字：那就是在“皿”字上面加一个“众”字来形容这帮人就再恰当不过了。[注：1]
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图为邓在病榻上。（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毛时代的帮凶与打手
邓小平(后文简称：邓)长期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作为毛的帮凶和打手，邓积极参与了中共历史上历次残酷的狗咬狗式的帮派斗争。
“解放”后：邓作为毛得力的帮凶和打手，积极主导了土改对地主、富农灭绝人性的残酷屠杀、斗争，和对他们的土地、财产的剥夺瓜分(被杀害和被迫自杀的地、富分子约二百万人)；秉承毛的旨意，积极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迫害；积极参与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迫害(打击、迫害对象主要针对以胡风为主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共三千余人)；积极参与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约一百五十万──二百万民国时代的党军政人员和无辜民众被处决，被关押、迫害的人更多)；1953～1956年邓积极支持并实施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导致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民用工商业的大倒退，全国出现粮食、食品、工业日用品供应紧张的局面；邓秉承毛的旨意主持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邓当时任全国“反右运动”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对全国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迫害，致使四百六十一万(其中三百一十七万多人被划成“右派分子”，另有近一百四十万人被定为“内控右派分子”)中国知识界精英几乎全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分子”。
他们被判刑、被判“劳动教养”或被遣送荒漠、农村、工厂“劳动改造思想”，使全国政治思想界呈现一片万马齐喑的恐怖局面(当局仅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直到胡耀邦主持为“右派分子”全面平反时，邓仍顽固地坚持当年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的观点，为此邓坚持不给罗隆基等五名大“右派分子”平反，以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在1958年邓追随毛大力鼓吹并实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和在1958年实现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经济平衡严重失调、森林植被、生态环境遭毁灭性破坏、物资极度匮乏、工农业生产大倒退、粮食奇缺，以致在1959～1961这三年全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3750万人(这是杨继绳先生在他所着《墓碑》一书中按官方统计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出来的结果)。
据杨尚昆(前国家主席)透露这三年光四川省就饿死了1200万人，安微、河南每省饿死的人都在600万人以上，就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也饿死了近300万人，按此估计，全国在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应在5000万～6000万左右(由于当局至今不敢公布当时有关饿死人的统计资料，以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数字，即使公布了这些统计资料也难以统计出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真实可靠的数字，因为按照当局对这类“坏事”通常都是隐瞒、缩小的传统，所以那时的统计数据也是被大大缩小了的非真实数据，所以说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准确数字)；邓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积极追随毛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无情的打击、诬陷、迫害，并秉承毛的旨意和他人一起污蔑彭等要搞军事政变，邓成为毛最得力的打手与奴才；邓在1962年元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地方干部对1958年以来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好大喜功的瞎指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并把责任推给下面各级干部的做法表示不满，并要求追究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责任时，邓在会上发言继续吹捧毛和“毛泽东思想”并为毛开脱罪责以讨毛的欢心。
文革沉浮与复出夺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虽因与林彪、江青等为争夺毛的宠信和继承权失败而被毛、周、林、江打倒，贬谪江西“保护劳动”。
此时邓处于想当毛的奴才、鹰犬、打手而不得的状态，这客观上使他少做了许多他本来会做的坏事。 毛死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毛远新等毛的继承人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利用军队迅速逮捕搞下台后，邓认为他复出的时机已到，便主动写信向一向被他看不起的、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表忠心，并对华加以吹捧。
邓在中共元老们的支持下复出后，便凶像毕露，伙同党内那些老奸巨滑的元老们，借“文化大革命”后，民众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不满，和民心思变的心理，借助西单民主墙及学生、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来攻击华、汪坚持的“两个凡是”，趁机把华、汪拉下马。在党内那帮既凶残、奸滑又顽固保守的元老们的拥载之下，邓成为没有虚名的、大权独揽的实际独裁者，实现了现代版的慈禧垂帘听政。邓不担任名义上的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而只担任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主席。邓隐居幕后，操纵一切，无论什么事，办得好，便是他幕后指挥的功劳；办砸了，便是前台那些担任主席、总理这些傀儡们的责任。邓对内、对外还可以博取不贪恋权位的“美名”，邓这一招比毛更加老奸巨滑。
扼杀民主墙运动
邓上台伊始便于1981年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对为邓打倒华、汪提供了“炮弹”的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学生、民众大开杀戒，杀的杀、关的关、判的判，将一场为中国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民主运动扼杀在襁褓之中。
因为邓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国实现之日，便是他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末日来临之时。一旦在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人权保障和法制，不可避免的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对邓及其中共领导帮伙数十年来在中国所犯滔天罪行的清算和审判。
侵越战争与“改革开放”的真实动机
邓上台后，面对国内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民怨鼎沸的严重社会局面，邓采取了两个重大的行动：
其一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与中共统治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不顾中越人民长期的传统友谊，不顾中越人民的死活，悍然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造成中越双方军民的重大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透露仅中方伤亡的军民就达十余万人)，邓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成功地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转移到民族矛盾上；邓还趁侵越战争的机会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后邓个人的独载专权打下了基础。
其二是邓面对行将崩溃的国民经济、被中共统治集团搞得极度贫穷困苦的民众，邓意识到，如果继续按照毛及其帮伙过去那样无法无天地乱搞下去，邓和他的帮伙的统治必将被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推翻。再加上邓上台后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观访问，面对数十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声称为“万恶的”、“腐朽没落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裕祥和的社会、文明而有教养的民众，这些无情的现实使邓及其帮伙近卅年来，长期自我陶醉于建国卅年来那虚无飘淼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头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成就，也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从事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