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CBP探员性侵4名中国女性
据9月17日报道，一名联邦探员站上证人席，说“我这辈子从没强奸过任何人”。6小时后，陪审团给出了答案，判定他涉嫌强奸4名中国女性的11项罪名全部成立。
定罪：11项罪名全部成立
2026年9月17日，芝加哥联邦法院。 陪审团裁定，45岁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探员Luis Uribe 10项“以法律名义剥夺公民权利”罪名及1项“暴力犯罪中挥舞枪支”罪名全部成立。
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量刑定于2027年1月21日。自2025年12月被捕以来，他一直被联邦羁押。
宣读判决时，Uribe双手交握坐在辩护席上，面无表情。被法警带离法庭时，他回头对旁听席上的家人说：“照顾好我的孩子，”随后在门关上之前喊了一声：“我爱你，宝贝。 ”
法庭前排，一名家属开始低声哭泣。
案件核心：枪、警徽与酒店房间
检方指控，2022年2月至10月期间，Uribe六次在芝加哥郊区Schaumburg和Naperville的酒店房间内，用配枪和警徽强行闯入四名中国籍性工作者的房间，对她们实施性侵和抢劫。
四名受害者全部出庭作证，通过中文翻译向陪审团描述了案发经过。她们一致将Uribe指认为袭击者，并称他为“假警察”。
一名受害者被侵犯了三次。抢劫次数方面，其中一人被抢了两次。
关键证据之一，是人口贩运团伙中一名女性在霍夫曼庄园的海鲜自助餐厅拍下的Uribe照片。这张照片被发送给社区中的其他人，作为警告。
化名Lisa的证人出庭作证，她帮助将Uribe引到午餐会面。在那次会面中，Lisa在中国的老板通过视频提出条件：如果Uribe停止袭击女性，可以每周获得免费性服务。Lisa告诉陪审团，Uribe没有否认参与袭击，而且在午餐结束后几乎立刻“兑现”了这个条件——他跟着她们回到酒店，与另外两名女性发生了性关系。
Luis Uribe
“我打了一炮好训练”
Uribe做出了一个高风险的决定：站上证人席为自己辩护。
他承认与四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但坚称全部是自愿的，并否认携带武器。他说自己被人口贩运团伙设局陷害——Lisa的老板提出给他7000美元加免费性服务，条件是帮助处理移民问题并让更多女孩进入美国。他拒绝了，于是女性们威胁要诬告他。
但检方交叉询问时，Uribe露出了破绽。
当被问及是否利用带薪体能训练时间离开工作岗位去实施袭击时，Uribe当庭回答：“我还是好好练了一把。 ”
助理联邦检察官乔纳森·施追问道：“你把强奸描述成‘好好练了一把’？ ”
“那不是强奸，”Uribe回击。“是自愿的性行为。”
辩护律师Michael Clancy在结案陈词中承认Uribe“不是一个好人”，但坚称这不能让他成为强奸犯。他试图将受害者描绘成擅长撒谎的人：“她们很擅长演戏。她们靠这个吃饭。 ”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他就是一个假警察。他不是警察，他是一个带枪的强奸犯。他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强奸犯。 ”
CBP的“1%”辩护：数据背后的系统性失职
判决后，国土安全部拒绝发表评论。
CBP的官方说法是：不到1%的CBP雇员因涉嫌犯罪被捕。该机构在全美拥有约62,400名员工，是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招聘流程包括“全面的背景调查”和“对所有执法职位进行测谎考试”。
但“不到1%”在62,400人的基数上意味着什么？理论上可以是600多人。
俄亥俄移民联盟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追踪了152名ICE和CBP人员的性犯罪及暴力行为案件。其中CBP占121起，达79.6%。在这121起CBP性犯罪案件中，63.5%涉及未成年受害者。报告还发现，73%至86%的案件与性犯罪相关。
另一项独立追踪列出了59名有记录的ICE和CBP探员，其中50人（85%）涉及性犯罪，37人（63%）涉及针对儿童的犯罪，42人（71%）来自CBP。
2026年7月，两家人权组织发布报告，指控边境巡逻队存在“猖獗的人权侵犯、性骚扰、恐吓、伪造文件和缺乏问责”，并记录了“令人震惊的模式”。
受害者困境：当“性工作者”身份成为辩护武器
本案中，四名受害者均为中国籍，英语能力有限，全程通过中文翻译作证。庭审中她们的证词有时相互矛盾。
辩护律师Clancy将受害者的性工作者身份作为核心辩护策略，暗示她们不值得信任。
这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法律困境：当受害者是非公民性工作者时，司法系统对她们的信任天然打折。
但受害者权益倡导者指出，这种身份恰恰说明她们更容易成为目标。人口贩运受害者常常因语言不通、被孤立、害怕当局而无法寻求帮助，即使一个场所被关闭，她们也往往“只是换个地方重新开业”。
美国法律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了T签证——一种允许受害者协助执法机关调查或起诉人口贩运案件时获得移民保护的签证类型。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受害者因为害怕被逮捕或遣返，从不敢站出来。
本案四名女性选择站上证人席，面对袭击她们的人。在施害者是联邦执法人员的案件中，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
一个佩戴警徽和配枪的联邦探员，用他本应保护公众的权力，去攻击那些最不可能报警的人。
Uribe选择的目标不是随机受害者。他选择了中国籍性工作者——一个在美国社会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害怕报警、害怕被遣返的群体。他赌的是她们不会站出来。
四名女性站出来了。她们用中文，通过翻译，在联邦法庭上，指认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强奸犯。
判决书上的“有罪”两个字，不仅是对Uribe的审判，更是对那个“不到1% ”辩护逻辑的拷问：当执法者本身成为施暴者，受害者凭什么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