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脚升官发财，后脚身败名裂历史挺有趣
施观民，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隆庆五年出任常州知府，这个人在知府任上，干了很多实在事儿，他整顿吏治，疏浚河道，平反冤狱，要说在明朝中后期，像施观民这么能干的地方官，真是不太多见。
而且，施观民不仅在乎政绩，他对教育事业也很重视，隆庆六年，他在常州城的东南方向盖了一个书院，叫做龙城书院，规模颇大，光房子就有两百多间，另有一千多亩的学田。
这个书院呢，专门招收常州府下辖各县的尖子生，要学习成绩好的，来这里深造，您别说，龙城书院出过不少名人，比如孙继皋，顾宪成，他们都曾在书院里就读过。
龙城书院办的很正规，教学抓的很紧，当然成绩也不错，万历元年，常州府一共出了二十九个举人，其中有二十二个出自龙城书院，到第二年，刚才我们提到的孙继皋更是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对于开创书院的施观民来说，这是天大的政绩，常州出了这么一个状元郎，那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施观民的功劳嘛，朝廷肯定是要提拔他的。
万历三年，施观民升职，被提拔为了广东按察副使，到海南去当官了。
按照这个升职速度，施观民未来大有可为，搞不好以后都能调回中央做高官，但是在海南两年之后，施观民却莫名其妙的卷入到了一场要案之中。
施观民被弹劾了，而且弹劾他的罪名很重，说他“赃私狼藉”，说白了就是说施观民搞贪污。
被弹劾之后，朝廷派了一个叫做胡时化的御史去调查，胡时化查来查去，发现所谓的弹劾，说施观民贪污，根本就是查无实据，胡说八道。
如果硬说施观民做官有问题，那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施观民在常州建书院的时候，在民间集资，找老百姓凑钱，凑了四千多两。
但是这四千多两在使用上，都是有明细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都花在了书院的建设上，一分钱人家也没进过自己腰包，那在这个事情上，施观民顶多是犯了“因公擅科敛”的罪过，就是没打报告就集资搞工程，在当时来说，这都犯不上处理一回。
胡时化回去复命，说施观民没有问题，是冤枉了，但事情还没结束，到万历五年十月，京师出了一件大事。
手握大权，说一不二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那按照规矩，本朝官员的父母离世，官员应该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守孝三年，还要禁酒禁色，取消一切娱乐活动，这叫丁忧。
但是，张居正就不想丁这个忧，万历皇帝目前也离不开他，于是破例“夺情”，就是皇帝亲自下令挽留张居正，不许他回家，要他继续上班。
《昭代芳摹》卷二十九：合疏上，皆言其忘亲贪位...
皇帝这么一整，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这有违孝道，于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人纷纷上书，指责张居正“忘亲贪位”，为了做首辅连爹妈都不顾了，结果这四个人被拉到午门前杖责，两个革职为民，两个发配充军。
那有读者可能问题了，这事儿是中央的党争，这和地方上的施观民有什么关系？
哎，关系还真不小。
当时反对张居正，攻击张居正的官员，很大一部分是讲学官员，而这些官员大部分是从类似龙城书院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或者有在书院学习的经历。
因为这个缘故，张居正对这些书院就特别的反感。
其实在明代，官学就已经僵化不堪了，学校只教八股文，学生大多也只求当官，虽然施观民的龙城书院，主要也是拿来搞应试教育的，但更多的书院，比如后来的东林书院，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师生们在书院里不仅读圣贤书，还时常裁量人物，抨击朝政，这就等于是在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另外有了民间的舆论场。
那么在张居正看来，这些书院压根就不是在培养人才啊，而是在培养异见分子，培养专门和自己作对的读书人，张居正要改革，他需要朝廷上下像机器一样执行他的命令，而这些书院里出来的官员动不动就拿道德大棒追着他打，他很不胜其烦，对改革也相当不利。
张居正下意识的把龙城书院，也当成了这样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因为龙城书院真就是一个纯粹的课文之地，这里没有心学讲会，推崇的也是程颐朱熹等人，只不过他运气不好，他的案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被重新翻了出来，既然说贪污案件查无实据，无从下手，那干脆换个角度，什么角度呢？很刁钻。
你施观民建立龙城书院，你没有提前打报告，你属于是私建书院。
（史料记载）
早在嘉靖十七年，吏部就曾向朝廷上过一份奏疏，说地方官员，让他们办学宫，他们不好好办，他们非要办书院，办书院花很多钱还不算，他们还会召集各府县师生去会讲，这会扰乱正常科举的节奏，当时明世宗朱厚熜还批复：
《皇明大政记》卷二十三：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
但是有意思的是，皇帝的这道禁令下达之后，书院不仅没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大家都认为皇帝只是说说而已，依旧是我行我素，事实上皇帝也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建书院这事儿实在无伤大雅，总比地方官搞面子工程，建一些劳民伤财的东西出来要好。
施观民当年建书院的时候，也没有人拿嘉靖朝的这条禁令出来说事儿，相反，他还因为这个书院，在政绩考核中被加分，因此升官，朝魏赠序里把建书院当政绩大写特写，当时施观民上边的很多长官还说他廉勤公谨，教育事业搞的有声有色，建议提拔。
所以施观民也是想不到，多年后他竟因此而遭到清算，他马上就被革职，冠带闲住，从海南返回了福建老家，仕途就此无望。
至于龙城书院，被改为了公廨，学田则收归里甲，而这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这把火从常州烧到了整个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内，私自建立的书院一律拆除，有资料统计，说前后一共拆了六十四所，规模不可谓不大了。
张居正对讲学的厌恶由来已久，在太岳看来，这帮人整天标榜道德，聚众空谈，最爱唱反调，万历三年的时候他也下过禁令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但力度不够大，而夺情事件使张居正明白，讲学之风不打掉，改革阻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除去张居正自己的喜恶之外，那朝廷为什么也认定私建书院是违法行为呢？这还得往前说。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的时候，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就在于学校，学校传播知识和教化，只有让老百姓懂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天下才能安定下来，所以洪武二年开始，皇帝下令各地要大办官学，从京师的国子监到地方上的州府县学，要层级分明，要体系完善，至于说书院，那属于是宋朝，元朝的老传统了，就不在皇帝的规划之内，皇帝倒是在曲阜建立过一些书院，但那纯粹是为了摆出尊孔的姿态，也就是说，明朝从开国之初，对书院一类就不感兴趣。
朱元璋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讨厌空谈，他要打造的是一元化的思想统治，他不允许出现思想飞驰（尽管后来明代中期开始思想飞驰根本拦不住了），太祖死后，历代皇帝对书院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朝廷或许时有时无的允许书院存在，但一直都忽略书院存在，在明朝的很多地方志里，书院竟被归到了名胜古迹一类。
而且明朝和宋朝比，最能说明问题。
（古代 书院 想象图）
宋朝的书院就很兴盛，为什么，因为宋朝官学非常腐败，读书人需要书院作为补充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明朝就不一样了，高皇帝靠严刑峻法治国，对文人既不客气也不信任，皇帝对自己建立的官学体系是自信的，那既然官学可以满足朝廷的需求，民间书院存在对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从朱元璋开始，朝廷也没有特别大力的打击书院，或者说禁止书院，只不过这一次，龙城书院正好撞到了张居正的枪口上。
然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张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又开始有大臣陆续上疏，请求恢复各地的书院，还特别说，大明朝的很多书院，都是为了纪念先贤而设立的，早年间就被标为古迹，如果一律拆掉，实在冤枉。
奏疏上去，礼部给出的回复是：
本来也没禁止过书院，我们禁止的只是私自创立的书院。
那么问题来了，重点到底是讲学，还是私创呢？
历史似乎还在重演，万历三十一年，朝廷放管变宽，龙城书院重建，再到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为了打击东林党，各地书院又遭到禁毁...
残酷的党争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就贯穿了本朝，“倒霉”的施观民，不过是大人物们相互较量下，一枚被丢掉的棋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