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投无路的美国穷人纽约时报

在一次穿越美国广袤土地、行程约1600公里的公路之旅后，有一个身影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住在俄克拉荷马城的特里尼蒂·古德曼，她是一个性格开朗、话匣子打开了就停不下来的女人，手臂上缠着一块绷带。

特里尼蒂·古德曼在她位于俄克拉荷马城的公寓里。

为什么要缠绷带？44岁的古德曼靠每周卖两次血浆维持生计。她的支票账户里只有3.78美元；储蓄账户里只有一美分——只是为了让账户不被关掉；存钱罐里还有六枚一分硬币。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她说，脸上带着一丝自嘲的笑。

“勉强维生，”她又说，“真的很难，太惨了。”

她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或许难以想象的美国。她说，五年来，为了免于流落街头，她只能住在一个男人家里——那人并非她的伴侣，不过是利用她的脆弱定期索要性关系。她说，一家名为“希望社区服务”的当地非营利机构雪中送炭，帮她申请到了低收入住房，每月只需支付50美元；否则，她将仍然不得不在违背意愿的性关系和无家可归之间做出选择。

她靠每月298美元的食品券维持生计，但食品券不能用于购买卫生纸或女性卫生用品。所以她只能靠教堂开设的救济站来获取这些东西，这些救济站是美国许多地方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剪头发同样是她负担不起的奢侈。“我从来没进过理发店之类的地方，”她说，“从来没有。对我来说太过奢侈。”

美国的许多行业欣欣向荣，许多美国人也过得很滋润。但我的感觉是，许多人对于有多少人已被远远抛在身后浑然不觉。他们落后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所生活的美国几乎和我们其他人生活的美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而如今，特朗普总统削减食品券、医疗补助、儿童心理健康资金、预防怀孕项目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再加上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这份苦痛在全美各地愈发沉重。共和党人还对救济福利的申领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工作要求；从理论上说，这种要求似乎合理，但实践证明，这类要求实施起来成本高昂，而且最终往往只是把人们进一步推入贫困。

这次旅途中，我遇到了太多正在失去食品券和其他福利的人，他们越来越走投无路——他们对那些似乎对自己的困境漠不关心的精英阶层感到愤怒，这完全可以理解。《华盛顿邮报》与益普索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已高得难以承受。

古德曼就是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其中一员，而且她似乎面临失去食品券的风险——如果真的发生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靠什么生活下去。

我每年都会举办“赢得一次报道之旅”活动，这个项目已坚持了20年，每次我会带一名大学生一同外出采访，报道那些被忽视的议题。通常我们去海外，往往是非洲，但这一次，我们深入俄克拉荷马、阿肯色和肯塔基，探访贫困、成瘾和人口贩卖问题。

今年获奖的学生是布鲁内拉·蒂皮斯马纳，她在秘鲁利马的一个工薪阶层社区长大，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这趟公路旅行中，我们反复看到的一点是：美国的贫困并不只是缺钱的问题，它往往还具有代际延续性，会不断自我复制。

就拿古德曼为例，她说自己在创伤中长大的，生活在一个经常滥用毒品、充满毒性的家庭里。她告诉我们，她从六七岁起就遭到强奸和性虐待。她九岁那年，母亲自杀身亡；之后她由其他亲属抚养长大。所有这些创伤都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她说自己后来被临床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她无法工作。她申请过残疾福利，并称自己遭到拒绝，目前正在提出申诉。

我问古德曼，随着特朗普下令的福利削减和工作要求在全国铺开，她有什么话想对特朗普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对那些挣扎求生的人做了什么，”她说，“你银行里有的是钱。你不知道挣扎是什么感觉。来过一天我的生活。你根本撑不下去。”

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一个以黑人为主、经济凋敝、犯罪猖獗、人口流失的城市，我走访了31岁的拉托亚·福斯特的家。她是一个独自抚养六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如今已失去食品券，房租也因此拖欠。

福斯特在快餐连锁塔可钟担任值班经理，时薪13.40美元。她过去每月依靠1172美元的食品券生活——但5月这些福利突然停止，原因似乎是有关部门怀疑她的两个孩子在其他州领取了不应领取的福利。她否认这一点，并说系统里可能出了什么差错。

根据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在特朗普过去一年的打击行动下，全美约有150万名儿童失去了食品券。该中心指出——并且我的《纽约时报》同事杰森·德帕尔莱的出色报道也强调，各州在削减成本和降低错误率方面的压力可能导致不当拒绝福利。此外，自今年年初以来，在共和党削减保险补贴后，约有300万美国人失去了奥巴马医改的健康保险。

失去食品券后，福斯特开始拖欠房租——她住在一个犯罪高发社区，三居室房子每月650美元——而且在欠款之外，每天还要增加25美元的滞纳金。

“我每天都在跌到谷底，”她告诉我，“我越努力工作，日子越艰难。”

说着，她就情绪崩溃，泣不成声。

推动削减美国困难人群福利的部分动因是压缩联邦开支，但这跟伊朗战争的巨额支出、对私人飞机的补贴以及给最富有人群的减税放在一起，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觉得那些“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在钻系统的空子。但我认为，我们把穷人（而非富人）能够钻空子得手的程度夸大了。根据ProPublica的数据，截至2019年，美国税务审计比例最高的地方不是亿万富翁的天堂，而是密西西比州汉弗莱斯县——那里黑人占多数，当时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2.6万美元。

无论如何，最有可能陷入贫困的年龄段（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是儿童，尤其是两岁及以下的儿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被扣上欺诈、懒惰或个人不负责任的帽子。是的，许多人最终会做出糟糕的人生选择，但往往是我们先辜负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先辜负了我们。

特朗普最初曾提议取消“启蒙计划”，这是一个得到两党支持、专门帮助贫困弱势儿童的联邦项目。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但国会调查人员发现，特朗普政府曾非法扣留该项目120亿美元的资金长达数月，给项目带来巨大困难。

然而，虽然我们很容易把矛头指向特朗普和共和党削减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福利，但似乎不仅特朗普政府对那些被甩在后面的美国人视而不见。

民主党人经常高谈阔论，称住房是一项人权，但目前无家可归者中露宿街头比例最高的三个州恰恰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夏威夷州。自由派人士抗议特朗普废除教育部的计划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少数红州——尤其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今或许代表着美国教育最大的希望所在。

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四年级学生阅读达标率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州同年级黑人学生的2.5倍。民主党人完全有权利批评特朗普，但他们也应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在帮助落后人群方面的失败。

面对结构性问题，我们往往视而不见。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住着许多善意满满的自由派人士——2024年有五分之四的选民支持卡玛拉·哈里斯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这里的优秀公立学校向所有肤色、所有阶层的孩子开放……但前提是他们的家庭负担得起360万美元的平均房价。

许多美国工薪阶层感觉遭到背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对美国人被抛在后面都显得太过麻木不仁，尽管自2000年以来，已有130万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这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中阵亡的美军人数。

这种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问题往往是隐形的，至少在其复杂性方面是如此。美国人可能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注射毒品，但他们看不到那条始于寄养系统的绝望轨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寄养系统堪称一个政府主导的虐待儿童体系。

考特尼·威廉姆斯和孩子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