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孩子的文革记忆片段胡一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转眼之间，六十年过去了。

那一年，我只有四岁，住在安徽桐城农村一个叫西湾的小村庄。这里远离城市，交通闭塞，外面的消息传进来，总要慢上几拍。当北京和各大城市已经风云激荡、喧嚣四起时，西湾的日子似乎还沿着原来的节奏缓慢地向前：庄稼照样要种，牛照样要放，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沙河也依旧从村边静静流过。

只是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正越过山川与田野，一步步逼近这个偏僻而宁静的村庄。

下面这些事情，大约发生在1968年前后。那时我六岁，已经能够记住一些画面，却还不懂得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对那段岁月的记忆很有限，也很零碎。许多事情没有清楚的起因和结局，留下来的，往往只是一个突然的动作、一地破碎的瓷片，或者大人在惊恐与无奈中说出的一句话。

我最早记得的一件事，是红卫兵来家里抄家。

事先有人传来消息，说城里的红卫兵要到乡下来“破四旧”，要砸烂“封资修”的东西。母亲听说以后，顿时紧张起来。

家里原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几只花瓶，大概是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母亲舍不得，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藏，最后把它们放在睡房的蚊帐后面，再在床上堆起被子，希望能够遮挡过去。

在一个六岁孩子眼里，那或许已经是很隐蔽的地方了。可是，来抄家的人显然很有经验。他们进屋翻找了一阵，很快便发现了藏在蚊帐后面的花瓶。

没有盘问，也没有犹豫。

花瓶被拿出来，直接砸在睡房的地上。

随着一阵清脆而刺耳的破裂声，瓷片散落了一地。花瓶是什么颜色，上面画着什么图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它们原本完整地摆在家里，转眼之间，便成了一地碎片。

母亲站在一旁，一声不响，也不敢阻拦。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四旧”，也不明白几个花瓶为什么非砸不可。我只是第一次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无力：原来一些人可以闯进一个人的家，把家里的东西翻出来，当着主人的面毁掉，而主人只能站在那里看着。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去世。

解放前，他在读师专时，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解放以后，他回到乡下教书，过着普通乡村教师的生活。

我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加入那个组织，也不知道他在其中做过些什么。有关父亲的许多事情，母亲很少对我们讲。也许是不愿讲，也许是不敢讲，也许只是觉得孩子太小，讲了也不懂。

但是到了那个年代，这样一段经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都可能成为一项很难说清的“历史问题”。

父亲生前留下了不少书，还有一些自己写下的手稿和文字。那些书大多是解放前出版的。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它们很容易被说成“封资修”的东西；而父亲过去的那段经历，更可能使这些旧书和文字成为招致灾祸的证据。

母亲知道，这些书保不住了。

在烧书之前，她悄悄挑出几本书和两幅画，让我把它们藏到茅厕里去。

那时农村的茅厕与住人的茅屋是分开的，中间还有一段路。我虽然年纪小，却看得出母亲神情里的紧张。我抱着那些书画走出屋子，穿过门前的空地，一直把它们搬到茅厕里藏好。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

也许因为我是孩子，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在当时的家中，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托付。我并不明白怀里抱着的东西究竟有什么价值，只知道那是父亲留下来的，也是母亲舍不得烧掉的。

其余的书，还有父亲写下的文字，全被搬到了房前的空地上。

火点起来以后，一本本书、一页页纸先是卷边、发黄，接着在火焰中蜷曲、变黑。纸灰被热浪掀起，打着旋儿四处飘散，风一吹，便再也找不回来了。

书里写过什么，父亲留下的文字又记载了什么，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

一个人的求学经历、教书生涯和内心世界，就这样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家门前化成了灰烬。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最难过的，并不只是那些旧书和手稿被烧毁，而是我们兄弟从此失去了一条认识父亲的道路。

父亲去世得早，我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少。那些书和文字，也许记录过他的求学经历、教书生活和内心想法，也许只是一些普通的读书笔记和日常文字，但那毕竟是他亲手留下来的。

父亲不在了，那些文字本来还可以替他继续说话。可是那场火，又让他沉默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只剩下藏在茅厕里的几本书和两幅画。

那些从污秽之地保存下来的东西，反而成了家中最干净、也最珍贵的遗物。

我还亲眼看过一次批斗会。

会场就在我家后面的空场上。那天来了很多人，周围挤得密不透风。我听说台上批斗的是本村的地主和地主婆，其中有一位大约六十岁妇人还是我们的本家。我认识她，平日里大概也曾在村中见过。

孩子总是好奇的。人越多，声音越响，我越想挤到前面看一看。

我仗着个子小，从大人的腿边和人缝里钻过去，终于挤到了前排。

只看了一眼，我就被吓住了。

那位妇人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一个沉重的石头磨子。她弯着腰站在台上，身体被压得几乎直不起来，喘气的声音十分粗重，像是随时都会支撑不住。

周围的人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口号。具体喊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声音一阵阵压过来，震得人耳朵发麻。她始终低着头，不看任何人，样子十分凄惨。

那已经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个村中妇人。她仿佛突然失去了姓名，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成了任人呵斥、羞辱和围观的对象。

我不敢再看，赶紧钻出人群，沿着土路跑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把刚才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母亲听完，没有责怪我跑去看热闹，也没有再问什么。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苦笑着说了一句话：

“你那个该死的老子死得好。要不死的话，还不知会受啥罪呢。”

那时，我完全听不懂这句话。

我不明白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为什么还要说他“该死”；更不明白，一个人死了，怎么反而会被说成是一件好事。

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懂得，那不是母亲在庆幸丈夫早逝，更不是一句怨恨的话。

那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农村妇女，在看见花瓶被砸、书稿被烧、本家妇人遭受批斗以后，说出的一句又苦又痛的话。

父亲读过书，当过教师，留下了许多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和亲手写下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他年轻时还曾加入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哪怕他解放以后已经回乡教书，安静地生活了许多年，那段经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也很可能被重新翻出来。

倘若父亲还活着，也许会被叫去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也许会被追问读过什么书、认识什么人、写过什么文字；也许会被戴上高帽，低头弯腰，站在熟悉的乡亲和学生面前接受批斗。

母亲那句话的背后，藏着的正是这种不敢想象的恐惧。

她当然不是真的认为丈夫“死得好”。她只是觉得，与其让他活着遭受那样的羞辱和折磨，或许早早离开人世，反而躲过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那句“死得好”，是那个荒诞年代逼给一个寡妇的、最悲凉的自我安慰。

那时我太小，不懂得恐惧从哪里来，也不懂得大人为什么不敢说话。可是，一个孩子看见的东西，即使当时不明白，也会在心里沉睡很多年。

直到年岁渐长，那些零碎的画面才慢慢连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湾早已不是当年的西湾，那股从城里吹来的风也早已停了。

可我至今仍会想起睡房地上的一片碎瓷，房前空地上随风飞散的纸灰，茅厕里藏下来的几本书和两幅画，以及那个被石磨压弯了腰的女人。

我也仍然记得，母亲说完那句话以后，把手轻轻放在我头上的感觉。

那只手很粗糙，也很温暖。

那是那个充满碎裂的年代里，少数没有被风吹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