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还是别回来的好维舟
王虹、邓煜日前双双获得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被视为中国人在学术领域的突破性进展，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普通人来说实在太过高深，因而网上吵来吵去，并不关心数学，倒是弥漫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民族主义焦虑。
北大博雅塔亮灯
讽刺的是，原本立场截然不同的两拨人，此时竟然站在同样的基础上：一派质疑宏大叙事和民族主义立场，对国内教育体制也有所不满，强调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海外做的，跟北大或“中国数学”没啥关系；另一派也注意到这一点，但反应则是质疑他们的忠诚。
于是这两天，一边是普天同庆，欢呼他们为国争光，仿佛每位国人都与有荣焉，另一边则是有许多人质疑他们“为什么不回来报效祖国”，骂他们是服务于西方。
有人认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致电王虹别有居心，有人怀疑法国媒体为何高调宣传王虹获奖，还有传闻说王虹在海外单身那么多年，已有法国男友。
为此，有些人甚至连王虹回国后的婚姻大事都安排上了，张罗着让她嫁给“韦神”，别浪费了优良基因，为国生一堆数学天才。
在知乎上搜“王虹”出来的结果，可见大家都不关心数学
还有人质疑王虹为什么在北大要用英文授课，不满她竟敢流露出不满，教训她要知道感恩：“你说北大让你感到discouraged（气馁），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的智商被同学们碾压了呢？如果你不是北大的，你去得了法国深造吗？”
要说能得菲尔兹奖的人还“智商被碾压”，那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这倒也可见在国内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一种固定思维，就是误把考试成绩看作是智力高下。这种做题家的思维，确实理解不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商”。
王虹虽然是学霸出身，小学就跳了两级，但论考试成绩，她确实也不算多突出，高中考上市重点桂林中学时，成绩在年段100名开外，通过努力才进入前十；高考也没能直接考上北大数院，因为当时数学专业在广西只招一人；等到大二转学进数院，面对班上无数在数学竞赛中拿过奖的同学，她自嘲说只是“小透明”，成绩只在中下游，甚至被说“不是读数学的料”。
她后来在受访时说到北大求学的经历让她非常discouraged，其实都已经算得委婉了，事实上是她当时保研失败，大受打击，一度怀疑自己是否不适合做数学研究。
之所以去法国留学，其实只是因为当时国内很多本科不能保研和直博的，都选择了法国理工，因为在国内没位置了。由于信心动摇，她一度想改行学建筑，但在法国和美国的求学经历，让她逐渐找回了信心。
王虹由于小时候跳了两级，因而总是比同班同学要小两岁，这可想而知让她很孤独，但在法国，她从教授那里得到了温暖的包容和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需要自己去想所有的事情，有人愿意帮助我，这给了我一些保证，我变得更有耐心，不那么紧张了，最后我能算出大部分的数学。
美国的导师Larry Guth更是她在数学研究上的楷模，不但善于引导启发，而且很尊重她的节奏，不会逼迫、否定她：
在我学数学的时候，我要挣扎很多，因为我并不总是和周围人有相同的观点，他通常会先倾听，然后试着跟随我的思维过程，这帮助我建立了信心。
去年9月，她正式加入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荣升数学终身教授。这家机构给了她完全信任，没有行政工作，也没有教学任务，无考核，无评估，提供别墅，年薪约合人民币70万，只要求每年在那工作半年。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顶级学者能自由开展学术研究，做自己想做的真问题。
对王虹而言，这并不只是“待遇优渥”而已，而是给了她最需要的安全感和自由度，使她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且不受任何干扰地从事研究。这正是对她而言最理想的学术环境。
她曾自述，父母从小给她自由探索的空间，而她也得以沉浸在对数学的兴趣之中。高三那年，16岁的王虹曾在作文《数学之美》中赞叹，“它是那么的纯粹与抽象化，远离尘嚣，是我们精神领域的一方净土，但又绝非清玄之谈”，而她之所以痴迷，并不是为了解题本身，而是发现奇妙的联系：
数学之美还在于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如走在街上三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人，猛然发现彼此之间，竟有莫大关联，那种惊喜，又怎能道出。
从她的这些言谈经历来看，这是典型的INTP人格（当然这只是方便理解的一种推测，我也没法找她验证）：内敛、独立、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深层规律，抽象思维和客观逻辑发达，高度依赖理性，对未知领域充满纯粹的好奇心。这些特质正是她学术成功的关键所在。
然而，这类人由于只认逻辑，对权威抱有本能的审视和质疑，如果不符合他们独立推导出来的逻辑，拿什么去压都没用，加上他们不喜欢无谓的社交，厌恶繁文缛节，生性却又高度向往自由，因而在中国这个重视人情、什么事都权威说了算的社会里，他们往往都吃不开。
我认识好几个INTP朋友，他们都智商相当高，逻辑清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被看作有点不通人情世故，加上又懒散随性，沉浸在自己的抽象世界里，所以有时显得有点不拘小节的糊涂，甚至连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处理不好，而且他们的状态也有点飘忽，要看他们的心情。
王虹表现出来的样子，正是如此，她曾说，自己很喜欢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有时想数学，有时不想”。她在国内的受教育经历也可见，成绩不算很稳定，且以她的天赋、智商之高，考试和竞赛却表现一般，甚至竟被说“不是学数学的料”，现在想想，这不奇怪吗？
我想原因就在于，像她这样的人，对数学的兴趣本来就不是为了考试答题，而完全是出于对抽象思考的热爱，但恰恰是这种人，在国内的教育体制下很难冒尖，且会过得很痛苦，因为压力巨大，却很难自由探索。
就算留下来，国内学术体制动不动就考核、评估、非升即走，搞不好做学术之前还要先学会给领导敬酒，这些无一不是让她非常痛苦的——尽管青椒们普遍苦于这些，但对于像这种人格特质的，则会格外痛苦。
像王虹这样能迈向学术最巅峰的，除了天赋之外，必然都有极为顽强的内心力量，但任何人在这荆棘之路上都难免遇到坎坷，而对像她这种人格特质的，就尤其需要获得支持理解、耐心包容，在排除干扰之后，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
对于这样热爱学术自由的卓越头脑来说，选择在哪里，跟爱不爱国没关系，只不过是哪里能给到她最大限度的自由，来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自己喜欢的问题，其它都是浮云。
所以王虹为什么要回来？想让她回来的话，至少先问问，能不能给到她那样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吧，而那，不只是为王虹，也为无数张虹李虹们不至于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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