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尘世跑龙套，今作红尘袖手瞧——关于高善文吴超

2026年7月7日下午，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享年55岁。

过去二十余年里，高善文的主要身份是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去世后，十余年前的著作《经济运行的逻辑》，一度冲上微信读书热搜榜第二名。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是高善文在北大时的同学，两人早年间亦在央行有过共事经历。

7月8日，陆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高善文是中国经济学者进入资本市场的开拓者，是宏观经济学走出书斋普及给公众投资者、经济政策从庙堂折射到市场的重要实践者。

人们在回忆高善文时，提及最多的，是他一副曾用于自嘲的对联。上联为“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为“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

尽管如此，高善文多次展现出对宏观经济的前瞻性判断。例如，他曾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钱荒”成因与风险、人民币汇率拐点及走势等议题作出预判。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是高善文的北大校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高善文的分析框架完整，逻辑性强，表达清晰，往往能给人以启发。因此，每次高善文所在公司召开年度策略报告会，无论是500人还是1000人的会场，都座无虚席。

“高善文敢于针砭时弊、讲真话，而非躲躲闪闪，这一点令人尊重。”杨德龙介绍，尽管一些预判，事后证明并不正确，但他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仍极具启发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曹沁颖，是《经济运行的逻辑》一书的策划编辑。

“高善文的突出特点，是对自己推演后的观点很有信心，且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在书稿写作方面，严谨自信；后期宣传时，宽厚配合，签名、演讲、采访从无架子。

对“拐点”极为痴迷

1971年2月，高善文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十七年后，他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高善文曾在《经济运行的真相》一书中，回忆大学生活。在他看来，当时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辨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

“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

书中写道：“进入北大后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北京大学校友办主任李文胜与高善文均毕业于临汾一中，比后者早一年考入北大。

李文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透露，考研成绩出来前，高善文谈及，无线电系毕业班有一个山西省的指令性计划，在位于山西岢岚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如果研究生考试没有成功，去岢岚卫星发射基地的人一定是他。”

文章中介绍，后来考研结果公布，他可以读研究生。高善文进入经济学院后，立即显示出了他理科生的优势，再加上阅读量极大，博闻强识，很快就找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读研期间，高善文的导师均是经济学领域的翘楚。硕士时，他师从厉以宁、秦宛顺。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读博期间，导师是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善文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

陆磊回忆，1997年，香港百富勤、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陷入危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示认真研究。高善文的结论是，通胀和信贷市场拐点必现，市场或将出现通货紧缩与信贷收缩。

然而，此前的1994至1996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16%—24%。

自此，陆磊发现，高善文对“拐点”极为痴迷。当年，他与陆磊曾有过对话：“对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趋势（谁都能看到且理解），难能可贵的是拐点（难以捉摸但决定生死）。”

在《经济运行的真相》后记中，高善文回忆，2003年，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远赴美国再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或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

这时，他的好友力劝他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当时，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

好友尖锐地指出，他已经三十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

“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然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高善文听劝，加入了光大证券，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首席经济学家生涯。

资产重估理论

高善文在书中写道，当年，一些朋友听说他要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非要去搞投机生意。

他回忆，2003年，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实际上，此后二十余年里，高善文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与判断，大多出自他担任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时期，且获得了市场认可。

《北大金融评论》杂志一篇文章介绍，高善文自进入证券行业起，到2012年退出各类主观排名评选，在15次排名中，11次拔得头筹。

“高善文对预测保持谦虚态度，对分析师角色也有着清醒认知。”曹沁颖说，在高善文看来，“对于商业研究及其预测能力的局限，必须抱有必要的认识，对市场和未来保持必要的敬畏，并祈求神灵，希望运气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此外，他认为分析师和投资人是两群非常不同的人：分析师的角色是分析局面、判断趋势、为人设谋；投资人的角色是察言纳谏、采取行动、面对结果。

“前一个观点，让我更能深入理解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曹沁颖表示，“后一个‘戏说’，让我更加注意观察和理解经济活动中，那些真正需要‘面对结果’的人的观点与行为。”

在高善文的经济思想里，“资产重估理论”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命题。这一理念，使他一战成名，赢得了许多市场参与者的认同，同时也引来相当广泛的批评。

2006年3月，在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高善文正式提出“资产重估”的核心观点。

他从代表性微观主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出发，以产能领域的分析结果为依据，去推断金融市场变化的方向和线索。

当时，高善文认为由于一系列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包括中国的股票、房地产等在内的资产价格可能将经历一轮比较大的重估，这一重估过程刚起步。

这时，股价的上涨可能无法用基本面因素来解释，他对于“资产重估”的提法越来越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

对于“资产重估理论”，曹沁颖的评价是：独特、原创且具有解释力。

高善文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许多反对者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上涨主要受益于股权分置制度的变革、上市公司利润的强劲增长、人口年轻化过程的人口红利等基本面因素，不能使用资产重估的提法来解释和把握。

2007年，他提出，资产重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过程。就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情况看，股票市场无疑存在相当明显的泡沫。

“从长期的角度看问题，目前的市场估值水平是无法维持的，并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通过股价剧烈下跌的方式来完成修复。现在的问题是，重估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股票市场的泡沫还在进一步吹大。”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上证指数大幅下挫，印证了高善文的判断。后来，高善文提出的许多观点，亦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陆磊提到，他在2015年时，偶然听到高善文讲宏观经济研究时，引用了《尚书》的章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在他看来，高善文做研究的自我要求是：执着于发现规律，哪怕发现真实规律的机会如此渺茫，哪怕因去伪而否定自我，也要坚持。

客观中立，理性审慎

高善文在书中回忆，一次演讲中，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他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由于事前没有准备，有些言辞颇为尖锐。

他写道，范仲淹曾勉励士大夫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景川，曾与高善文有过两次深度的学术交流。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4年，国内宏观经济弱复苏特征凸显，资本市场对经济运行趋势、增长前景形成尖锐分歧，宏观研判与资产定价逻辑存在明显割裂。

他记得，高善文综合经济周期下行压力、政策缓冲支撑两大因素，总结当年经济运行格局为 “不好不坏，稳定过渡”，判断经济增速中枢温和下移，但不存在硬着陆风险。

“整场交流中，高善文博士始终保持客观中立、理性审慎的分析视角，分层拆解了当时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景川说，“整套分析框架逻辑自洽、论据扎实，有效化解了市场嘈杂情绪带来的研判困惑。”

2022年，《北大金融评论》杂志披露过一则高善文的故事。早年间，一名清华经管学院的青年学生写信给高善文，谈及他在实习期间从事市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希望高善文能够给一些建议。

高善文细致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并直言，“故作高深地摆弄统计技术和数据，人云亦云地泛泛而谈，这些做法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要对商业研究及其预测能力的局限抱有必要的认识，要对市场和未来抱有必要的敬畏。”

从业二十余年，高善文仅供职两家券商：2007年离开光大证券，加入安信证券（后更名国投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25年卸任。离职后，他淡出公众视野。

高善文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25年9月，他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身份录制视频，为一场金融论坛致辞。

为宏观经济学搭“梯子”

经济研究之外，高善文对后辈学子的扶持同样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