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陈寅恪是如何一步步被神化的？大招史事说

现在提起民国大师，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寅恪，网上关于他的说法铺天盖地，像“三百年来第一人”、“精通二十多种语言”、“教授中的教授”、“牛津大学专门为他等了七年”…… 仿佛他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从古代穿越回来的学术神仙。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96年之前，陈寅恪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学者，根据学术论文数据库的统计，1994年全年关于他的研究论文只有212篇，还不如同时期的向达、吴晗、陈垣，比起范文澜和郭沫若更是连一半都不到，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冲破了4000篇，陈寅恪也从一个中古史专家，变成了全民皆知的文化偶像。

这个巨大的转变，开始于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可以说是开启了一场造神运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刚一出版就引发了轰动，上海文汇书展上，几十本样书几分钟就被抢光了，随后五年间加印了6次，卖出了超过十万册的销量，这本书能走红，不是因为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有多么深入的分析，而是讲了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一个双目失明、晚年坎坷的老学者，在特殊年代里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宁死也不向世俗低头。

陆键东用充满文学色彩的文笔，把陈寅恪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典范，他笔下的陈寅恪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政治，只一心做学问，纯粹到近乎透明，这个形象恰好击中了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痛点，当时刚刚经历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们，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精神寄托，陈寅恪的出现，让模糊的“人文精神”一下子变得生动可感了。

从此，陈寅恪就不再只是一个学者了，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用来对抗世俗和标榜清高的文化图腾，人们谈论他，其实不是在谈论他的学问，而是在谈论自己心中那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那些被过分夸大了的传闻

在造神运动中，个人能力最容易遭到夸大，关于陈寅恪最出名的说法，就是他“精通二十多种语言”，包括了梵文、巴利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这些极冷门的古代语言。

但这个说法其实水分很大，根据中山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原始资料，陈寅恪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了“德语”两个字，他的学生季羡林虽然说他学习过二十二种文字，但也明确点出，这些大多只是“阅读能力”，很多只达到入门水平，远谈不上“精通”。

事实上，陈寅恪自己也承认，用英文或法文来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他是不具备的，他唯一发表过的两篇英文文章，其中一篇还是由别人翻译的，他的老同学、西方史学者徐子明更是直言，陈寅恪虽然留学各国，但对各国语言文字“绝不能操纵”。

当然，这并不表示陈寅恪的语言能力差，作为一个研究中古史和西域民族史的学者，他确实掌握了多种古代语言的阅读能力，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但把“能阅读十几种文字”夸大成“精通二十多种语言”，甚至说他能流利地说七八种外语，就完全是神话了。

除了语言能力，还有不少关于陈寅恪的传闻也经不起推敲，比如“牛津大学专门为他设职位”，其实牛津只是邀请他去任教，并没有为他“等七年”；比如“教授中的教授”，这不过是吴宓一个人的评价，并不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神化陈寅恪的背后原因

稍微了解学术史的人都清楚，陈寅恪固然是一位优秀学者，但绝不是什么“三百年来第一人”，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在史学领域，陈垣、吕思勉、钱穆等人的成就并不比他差，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他。

那为什么偏偏是陈寅恪被推上了神坛？

因为他最符合大众对“民国大师”的想象——出身名门，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晚清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留学十六年，却不拿一个文凭；中年失明，晚年跌断了腿，却依然坚持著书；一生淡泊名利，拒绝担任各种官职，这种“悲剧英雄”式的人生，最容易引发人们的同情和崇拜。

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的学术著作非常难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别说普通读者，就是很多历史专业的学生也读不明白，这种“看不懂”的特性，反倒让他变得更加神秘和高大，人们不需要真的去读他的书，只需要知道他厉害，然后用他来标榜自己的品味就够了。

把陈寅恪还给历史

如今谈论陈寅恪，很容易滑进两个极端：要么把他当成神来崇拜，容不得半点质疑；要么就全盘否定，说他是“被包装出来的骗子”——这两种态度都不客观。

真实的陈寅恪，是一个有卓越才华但同时也有局限性的学者，他开创的“诗史互证”方法，至今仍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范式，他对隋唐制度的分析，学界至今仍在广泛引用，但他也不是完人，历史观带有一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纪念陈寅恪的最好方式，不是追捧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而是静下心来读一读他的著作，真正值得学习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的精神，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用来附庸风雅的符号。

毕竟，真正的大师，从来就不需要谁来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