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是选择革命而非宪政青海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现代化的机会，恰恰相反，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曾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每一次，都出现过一条通往宪政、法治和现代国家的道路。然而，几乎每一次，中国都没有选择那条路。

当宪政制度建设与革命道路同时摆在面前时，中国往往选择革命；当规则与强人同时出现时，中国往往选择强人；当妥协与斗争同时存在时，中国往往选择斗争。

于是，中国近代史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循环：革命一次次成功，制度却始终未能真正成长。

一、1908年：立宪还是革命？

1901年以后，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建新军、派留学生、改革官制。

1908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清王朝的垂死挣扎，但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这实际上是一条与日本相似的道路——通过渐进改革，最终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当然，这条路很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但它毕竟是一条制度改革之路。然而，中国最终没有选择等待立宪成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大清帝国倒塌了，中国选择了革命，而不是改良。

二、1912年：宪政制度还是强人？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临时约法》颁布，责任内阁制开始运作，议会选举开始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实验。然而，共和制度刚刚诞生，就遇到了考验。

袁世凯面前其实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宪法约束，成为现代共和国总统；另一条是回到中国几千年来最熟悉的道路——个人权威。袁世凯选择了后者，他解散国会，废除约法，最终宣布称帝。

共和制度刚刚开始，中国便再次回到了强人政治。

三、1913年：选票还是子弹？

1912年的国会选举，是中国近代最接近议会民主的一次实践。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获得胜利，按照制度设计，他很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总理。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将逐渐从个人转向政党，从军人转向议会。

然而就在胜利之后，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暗杀，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当不同力量发生冲突时，有人选择了子弹，而不是选票。

从那以后，中国政治开始越来越相信武力，而不是制度。

四、1923年：宪政还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四分五裂，列强环伺，军阀混战。孙中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谁愿意帮助中国统一？答案不是英美，而是苏联。

于是，孙中山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个选择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它也意味着另一件事：中国开始引入一种以革命、斗争和组织动员为核心的政治模式。

从此以后，中国政治越来越强调革命，而不是宪政，越来越强调斗争，而不是竞争和妥协，越来越强调组织纪律，而不是权力制衡。

中国再一次在宪政制度化道路和革命化道路之间，选择了后者。

五、1946年：妥协还是内战？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曾经迎来一次罕见的历史机遇，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实施，1948年举行国民大会选举。从制度层面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

当然，这个体系存在许多问题，腐败严重，经济恶化，社会动荡。但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制度建设没有价值。历史上没有哪个成熟民主国家是在完美状态下起步的。然而，中国最终没有选择继续完善制度，而是选择了内战。

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革命取得胜利，制度建设再次让位于革命逻辑。

六、中国到底选择了什么？

如果把这些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革命。恰恰相反，中国是近代世界最善于发动革命的国家之一。

问题在于，每当宪政制度建设需要时间的时候，中国总是缺乏耐心。制度需要妥协，革命强调斗争；制度需要渐进，革命追求彻底；制度需要限制权力，革命往往集中权力。

而在近代中国，每当这两种道路发生竞争时，革命几乎总是获胜。

七、中国近代史最大的遗憾

很多人喜欢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事实上，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部不断错过制度建设机会的历史。中国并不是没有机会建立现代政治制度，问题在于，每一次机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更相信革命能够解决问题。

革命当然能够推翻旧制度，但革命并不天然创造好制度。推翻旧秩序很容易，建立新秩序却极其困难。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最令人感慨的也许不是革命太多，而是制度太少。不是中国缺少英雄，而是中国始终缺少一种共识，相信规则比强人更可靠，相信制度比运动更持久，相信妥协比斗争更有力量。

而这，也许正是中国近代史留给后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