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能不能拿ADHD玩梗？理想国LIVE

最近这两年，ADHD不断走进大众视野。社交媒体上，和ADHD相关的网络热梗频出，网友们纷纷开始自我确诊ADHD，也有脱口秀演员以此为素材写下脍炙人口的段子……面对这样的流行现象，在感到新奇的同时，我们也怀有深深的忧虑和困惑。

到底什么是ADHD？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ADHD患者还会遇到怎样的障碍与困境？在实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社会给予了这一群体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吗？而玩梗，究竟是打破了大众对ADHD的认知空白，还是加深了刻板印象和ADHD患者自身的病耻感？

不久前，理想国推出了《无处安心的女孩》一书，作者卡拉·齐格内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身为一名ADHD女性在日常中的困境、遭受的误解和大大小小的痛苦，以细腻、清晰的讲述打破了大众对ADHD的污名或浪漫化想象。

本书出版后，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ADHD确诊人士、精神健康社工、《纷乱的心灵》译者隋真和神经科学博士、“青衫neuro”创始人青衫一起就ADHD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谈。

从如何为ADHD确诊、实施干预，到ADHD人士当下的困境、大众对ADHD的关注带来的影响，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我们将会重新看见ADHD人士真实的生活。

当ADHD成为“口头禅”：流行背后的真实与误解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ADHD？

理想国：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可能得了ADHD，因为符合ADHD的很多症状，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但是在医学上，到底怎么判断我们的一些特质是否构成ADHD？ADHD作为一种疾病，它的症状和网上大家说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青衫：首先，我一般比较喜欢用“障碍”这个词来形容ADHD。虽然在医学上对“疾病”和“障碍”没有很严格的界定，但我还是遵循英语“disorder”的翻译，一贯称ADHD以及相关的各类精神类障碍为“障碍”，而非使用很医学化的“病症”词汇。我认为在中文语境中，“障碍”更多强调的不仅仅是存在一些病理因素，或者说生理方面的异常，还更加强调在生活中所能导致的困境。

其次，大众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既然分心是很多人在人生中某个阶段都会经历的，多动也很常见，比如抖腿、转笔等等，那究竟什么能把ADHD的诊断和我们所说的neurotypical——即神经典型者，也就是普通的表现——区分开呢？

这种误解其实可以理解，但从临床角度看，它有一个很严格的界定。虽然ADHD的诊断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和发育史，尤其是对ADHD来说，需要看他在12岁以前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但对这些表现的界定是由受过发育障碍相关训练的医生来进行的。

如果我们看临床指南，比如DSM-5（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在注意力问题和多动冲动行为部分，各列出了9个行为特征。

成人需要至少满足5条（每个部分各5条）才符合ADHD的诊断；一般小朋友则需要各部分症状至少满足6条及以上。它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只有分心或者只有多动就能满足诊断，而是要同时满足每个类别的条目数才能达到标准。类似的，国际临床诊断指南ICD（《国际疾病分类》）也有一系列条目，不过ICD不像DSM那样要求符合多少条目才能确诊。

但总而言之，孤证不立。只满足一个条目肯定无法确诊，通常要从生活的不同场景来评估，比如小时候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和父母外出等业余场合，分别有什么表现。因为ADHD的表现会跨越生活中很多方面，不仅会在学校这类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出现，一般来说在家里和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对成人的诊断，不仅包括对12岁以前发育史的追溯，也包括对至少近半年内生活中的各种表现的追溯。对于成人的诊断，一般还会做鉴别诊断，看成人中常见的焦虑症、抑郁症等在表现中占多大比例。

《这里是亚美子》

理想国：隋真老师，您能否从患者视角，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诊断ADHD的过程？

隋真：我确实从小就丢三落四得很厉害，天天被家里人打，但就是改不过来。不过因为成绩还不错，家里人也没觉得需要干预。后来我开始工作，一开始的工作对专注度和精细度要求没那么高，但老板总问我：“你能立刻给我98%的成果，为什么就差那2%？你就是不能认真把它做好？”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参加一个定量分析的统计项目，涉及大量数据清理和分析，问题就大了，我要每天跟上级领导反复修改定稿。持续一段时间后，我吃不下也睡不着，压力很大。在这种无法承受的妨碍下，我才考虑去就诊。

诊断分初诊和复诊。初诊不会立刻下诊断，会先问主诉。确定主诉后会开一系列检查，不只有用于ADHD诊断的结构化访谈，还包括很多鉴别诊断，比如血检排除甲状腺功能引起的精神表现，以及抑郁、焦虑量表等。

但在开检查之前，医生先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想就诊，怀疑自己有ADHD。他看我快30岁了，就说：“啊，又一个上网上多的。”

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我不想表现得太激动，免得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医生看我没什么反应，就继续问我在生活里有什么表现？

我说我在注意力调节上有困难，不仅是做细致数据工作时容易分心出错，也包括一旦开始做很感兴趣的事，就会高度集中。初诊医生回答我：“是个人不都这样吗？”

我很震惊。因为这位医生是权威人物，而我说的情况，其实在专业量表上也有描述。作为权威医生，他应该知道注意力障碍不只是长期分心或拖延，更是一种调节上的困难：该专注时专注不了，该切换任务时切换不了。这是公认的精准表述，但他却说每个人都这样。

不过最后他还是给我开了检查和结构化访谈。访谈是由受过训练的访谈医生来做。不同医院的要求不同，有的要求带家长来，把我和家长的话做交叉对比；有的则理解患者可能和家里关系不好，或家长照顾疏忽，注意不到情况，所以允许带长期同住的伴侣来提供另一份证词。

他们联系了我伴侣，从我的小时候开始，问各个情境下的表现，再和我伴侣的话对比。这里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比如医生问我“你会经常迟到吗？”，我说我完全不迟到；然后医生问我伴侣，ta的回答是我一直迟到。医生就在记录上打叉打勾、写备注。最后把血检、鉴别诊断条目和结构化访谈结果一起交给初诊医生。初诊医生一边说“啊，原来真的有（ADHD）”，一边下了诊断。

青衫：隋老师的就诊经历挺典型的，是我们常听到的就诊困境，尤其是和医生的互动。遇到困难却被医生评判甚至负面对待，是比较常见的困境。我们在做ADHD就诊困境那期文章时，很多朋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理想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ADHD诊断标准比较模糊，还是流程不够规范健全导致？

青衫：我觉得这是个人的原因，当然也和专业训练程度有关。但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首先是个人的选择。我也收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大家很关心ADHD诊断到底是不是主观的。我们说主观，更多是希望有仪器能测出某人有ADHD。实际上ADHD患者的脑电很可能没有明显异常，却在行为上有ADHD表现。即使没有这样的仪器，也不代表ADHD诊断是主观的。根据临床指南，它有很多客观标准需要逐条符合，才能构成诊断。

理想国：那在诊断之后，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是消除症状，还是提升患者与社会功能的匹配？

隋真：从我自己的工作和相关文献来看，ADHD的干预目标不是要把人变成一个所谓“没有ADHD”的人——这不现实也不可能。它非常具体。

首先是降低ADHD表现对生活的妨害。很多ADHD特质长期存在，治疗目标不是清零，而是让这些特质不再拖垮他们。

其次是提升所谓的功能，比如时间管理、任务启动、情绪调节、工作学习的可持续性，让ADHD人士不用每天逆风走路、对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