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律师执业资格后 刘书庆在美出书谈人权案件

大陆人权律师刘书庆的两卷本文集收录他近二十年围绕法治、人权案件、公共事件和政治伦理写下的文章。(志愿者提供)

大陆人权律师刘书庆的两卷本文集《“刺猬”念兹在兹的法治和政治伦理——一个人权律师举轻若重的拙思》近日在纽约出版。书中收录他近二十年围绕法治、人权案件、公共事件和政治伦理写下的文章。文集分上下两卷，内容涉及新公民运动、709案、庆安案件、雷洋案、郑州公民案、女权五姐妹案、疫情防控、计划生育、上访者、马三家和新疆事件等议题。

书中自述部分显示，刘书庆曾有多重身份，包括人权律师、公益律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大学教师。他写到，自己最珍视的是人权律师这一身份，但早在2015年底就被实际剥夺律师执业权，因此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律师后”。

他本周二（7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个文集，汇集了我20年来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20年来的心路历程，这些文章主要是对公共政治的评论，几乎每篇都是在重述正常的政治伦理。”他还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20年来政治气氛的嬗变，也可以看到“这个体制是如何一块块地完善了极权拼图，曾经遗漏的自由空隙几乎消失殆尽”。

2015年底，刘书庆的律师执业证被济南市司法局注销，实际失去执业资格。谈到此事，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自己的情况严格说来是“注销”，但当局也不可能再允许他执业。

他说：“没了律师证，如同武士失去佩剑，失去铠甲，但是没了证，也不全然都是坏事，它给了我一种超越性。”他还说，以前有证时，主要精力放在自己代理的个案上，写的文字也几乎都与个人有关；现在不同了，“我关注的主题更为宏大一些了，文字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更大的穿透力”。

公共案件与709案

书中写到，刘书庆曾代理或参与许志永案、陈树庆案、姬来松案、女权五姐妹案，以及多起被控“寻衅滋事”的案件。他还提到，在709案中，王峭岭曾委托他代理其丈夫李和平律师，王秋实律师在被抓前也曾委托他，吴淦和王全璋案也与他有交集。

目前，刘书庆在山东齐鲁工业大学任教，回看这些公共案件，他对记者说：“作为躬身入局的人，我不想假装乐观地来给这些案件强行上价值，因为作为人权捍卫者，还是要实事求是。”他认为，这些案件虽曾引起国内外关注，但政府有足够手段控制案件外溢。回头看这些案件，更能看清民间力量的孱弱。至于它们能留下什么，取决于人们是否能韧性坚持，以及后来者能否接力。

本专访7月7日播发时，距离709案十一周年只有两天。2015年7月9日前后，中共公安系统在多地集中抓捕、传唤、约谈人权律师、法律助理及维权人士，涉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及多地法律人，外界后来称之为“709案”或“709大抓捕”。

谈到709案，刘书庆说：“再过几天正好是709案十一周年了。在这个日子，我几乎很难心绪平静。”他认为，709案影响很大，“对人权律师的规训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持续进行的”。现在代理良心犯案件，律师甚至不太敢公开起诉书、辩护词和判决书。

公民行动与法治伦理

书中还记录了刘书庆参与的多项公民行动，包括反就业歧视、山东问题疫苗受害者索赔、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呼吁设立“全民说真话日”，以及围绕外国留学生财政补贴、权健案退赔机制、单身女性生育权等议题发起或参与行动。

谈到这些行动的意义，他说，自己是从公民不服从的角度看待这些行动。它们不是为了掀起一场政治飓风，也不奢望引起公民的集体行动。支撑这些倡议的，是“对不义的憎恶，对谎言的唾弃，对弱者的悲悯”。他认为，这种不服从的意义，就是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

书名中的“法治和政治伦理”，也是刘书庆多年来文章的核心线索。谈到两者关系，他说，政治伦理和法治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政治伦理是“更为基础的关于权力与责任的伦理”，解决的是“你的权力来自于谁，就应该向谁负责，你的税收来自于谁，应该向谁负责”。法治更多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依法行政，“对于公民，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而对权力，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评论人士刘维认为，这部文集也是人权律师群体在公共空间被压缩后的民间档案。过去十多年，许多案件在中国大陆公共讨论中被删除、被降温或被重新定义，但律师、当事人和公共行动者留下的文字，仍然构成另一种民间记录。

谈到出版这两卷文集的初衷，刘书庆说：“这两册书，初衷主要还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20来年零零散散的思考、写作、知行合一的公民行动，在知天命之年，有一个阶段性总结的东西，聊以自慰。当然如果读者能从中看到中国人权捍卫者在愈发逼仄的环境下，仍然在坚守，有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那当然是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