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父亲，一位地下党人的坎坷命运殷毅

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

高启发与儿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高华

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

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

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

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

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

当他11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坏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

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

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坏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

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

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

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

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

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

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

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益出幸福的泪水。

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

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

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铭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

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

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刻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

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

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

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

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恨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

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

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化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