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莫言先生的公开信,文学家身份与无法逃离的责任

我是您的读者，家里书柜有十来本您的小说。我对您并非道听途说式的了解，而是认真读过作品，也被您文章被打动过。前些年网络上民粹力量攻击您时，我还多次在微信群替您做过辩解。我介绍您有天才般叙事能力，并推荐过您的多部作品，说您的文字有逼人的力量，您笔下那些扭曲的人性，苦难的灵魂，震撼人心。正因为有这样的阅读情感，今天这封信，我才不得不写。

2026年6月5日，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领取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几天后，在莫斯科举办新闻发布会，后来又赶往肖洛霍夫的故乡维申斯克镇进行文学寻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去俄罗斯参加文学活动，按说这没什么，作家游历，文学溯源，这本来很正常。但当您在莫斯科的宴席上举杯的时候，乌克兰人正在战死，炮弹、导弹、无人机、坦克，每一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场上死亡。

作为军旅作家。您对中国的近代史肯定理解的比我全面，您必然读过关于抵抗的文献，也必然理解什么叫做弱国如何对抗强敌，知道那种处境下人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您笔下的高粱地里流过无数人的血，您笔下的妇女被强暴，土地被掠夺、城市被摧毁，那些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们源自一个被勤掠、被蹂躏的民族的集体记忆。

现在乌克兰就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一个小国，面对一个核武大国的入侵，选择了抵抗。这听起来像是某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开篇，当然它是非虚构的正在发生的现实。乌克兰的士兵，正像您小说里的那些高密老乡一样，拿起武器去对抗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敌人。

容我问您一个问题。抗战年代，当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世界级影响力的文人界人士，去了东京帝国文化会馆，参加了一场颂扬日本文学的活动，随后日本记者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的古寺和神社，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中国会激起什么样的舆论？您心里应该很清楚。

您也许会辩解，说自己只是去参加文学活动，正常的文化交流而已，跟政治没关系。但我认为，一切跨国文化交流都是与政治强相关，这类文化交流，依附于谁发起了邀请？具体有谁出席？还有谁发表演讲？这些都基于现实政治的提前安装。一个国家投入外交资源邀请有声望的外国文化人物来访，它本质就购买政治叙事，用对方的名誉，为本国的合法性背书。比如，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各国外交部设立的"文化年"、"友好城市"、"作家互访"等等，这些都是政治意志的直接延伸。国家之间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变化（冲突或和好），文化交流的渠道总是第一个被收紧或重启的对象，这恰好证明，跨国文化交流从未真正独立于政治之外存在。

具体要求到俄乌战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邻国土地上杀戮的时候，该国的文化机构邀请了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您同时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身份），这份邀请本身就是政治安排。它等于在说：看，世界上像莫言这样的文化人物仍然愿意来我们这里，这说明我们国家仍然是文明的，是值得尊敬的。您接受了这份邀请，就成为了这份政治叙事的一部分。您的名字，您诺奖的光环，都被用来为一个正在进行勤掠的国家进行文化漂白。

您是聪明人，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

您是北方人，肯定知道俄罗斯近代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割地、赔款、勤掠以及羞辱。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俄罗斯用刺刀和火枪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海棠血泪，这些历史，按理说该刻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头里。近代史中国两大外患，一个是苏俄，一个是日本，我们苦难的根源都是他们带来的，前者带来的苦难更大。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做的事情，就是它百年前在中国做的事情。勤掠，兼并，用枪炮改写别人的历史，勤掠的行径是有一致性的，不会因为时间和地点而改变本质。

但您选择了视而不见，您选择了坐在莫斯科的文学沙龙上，听俄罗斯人献殷勤。他们告诉您，您的小说多么伟大，中俄文化交流多么宝贵。这些话当然好听，没人会拒绝赞美，但这些赞美来自一个正在搞勤掠的国家时，您接受了，意味着您把自己的名声和道德，都借给了对方的宣传机器。

我不是在说您去俄罗斯就等于支持俄罗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做出去与不去的选择是清楚的，比如拒绝邀请，就非常清楚，如果有公开表态，那就更清楚不过，哪怕只是表达对勤掠的不认同，也是清楚的。但接受邀请，一次又一次地去（2025年您还去过一回，战争期间其它年份我没查），享受勤掠者的款待，这同样清楚，只不过您清楚地表达了的是另一种立场。

也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替您辩护，他们或许会说，作家就应该超越政治，坚守纯文学的立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讨论了一个多世纪的老问题。萨特讲介入，主张写作者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因为沉默本身也是一种选择，也会被历史记录在案；法兰克福第一代阿多诺在战后追问，面对巨大的苦难，艺术还能不能心安理得地停留在纯粹的审美距离之内，问的也是同一件事，当苦难正在发生的时候，对形式的专注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逃避。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里，“文以载道”也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从屈原到杜甫，从鲁迅到您自己，真正被记住的作品，往往恰恰是那些拒绝置身事外的作品当年，纳粹在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纯文学的立场，日本在勤掠中国的时候，也没有纯文学的立场；那这四年，俄罗斯勤掠乌克兰的时候，也没有纯文学的立场。文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伟大的文学总是涉及道德的。您自己的小说就是一个例证，它们之所以不是纯粹文学，正因为它们直面了人类苦难与道德困境。

您的《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这些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反抗。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这些苦难魔幻化了，但那些苦难的内核是真实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是认可您这种把苦难转化为艺术的能力。

但这也意味着，您肩上担着一份责任。当年您获得了诺奖，您的名字和中国作家联系在一起时，您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写作者了，您成为了一个符号，一种声音。在一个勤掠正在进行的时刻，您这个符合与声音，都就有了政治含义。

当然，我不是在要求您公开声明支持乌克兰或反对俄罗斯。我知道这对一个在国内的作家来说很困难。但我在要求的是，您至少要有基本的道德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应该来自您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理解，一个深知被勤掠之痛的民族的作家，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勤掠者的文学沙龙里享乐？

我之前在写塔利班暴政下阿富汗女性命运诗篇，有人问这与你何干？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家，一群与你无关的女性，为什么要写她们的苦难？我的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位诗人，也时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有一个根本的信念：人类的苦难不分国界，正义的诉求不分种族，自由的渴望不分性别。当任何地方有人因为性别、种族、信仰或阶级而被压迫时，这种压迫就是对全人类尊严的侵犯；当任何政权以任何名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时，那剥夺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我反对一切暴政，无论它穿着什么样的外衣。

无论它自称"革命"还是"传统"，无论它打着"宗教"还是"民族"的旗号，无论它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受害者的肤色、语言、信仰是什么，我反对塔利班对阿富汗女性的迫害，正如我反对历史上和当下世界各地一切对人的压迫，无论那压迫来自神权、君权、还是族权。我的谴责没有双重标准，我的批判没有选择性失明。一切剥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都是我永恒的敌人。我除了关心本国的问题，也关心世界的苦难，这两者从来不是对立的。鲁迅曾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关于俄乌战争，我在本公众号文章写过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标题为《以血换光——中国十四年抗战与乌克兰四年抗俄：两场相隔八十年对专制势力的战略抽血，以及那笔从未被清算的历史账单》，我之所以拿乌克兰四年抗俄来与中国十四年抗战并置（受著名法学者张千帆老师聊天启发），是因为这两段历史在结构上很大相似性，两个民族，都以悬殊的力量对比迎战强邻，都在开战之初被外界断言撑不过数周。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牵动整个世界格局的杠杆，中国战场钉死了日本陆军八成主力，替莫斯科、太平洋、替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喘息的空间；乌克兰耗尽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让叙利亚的天空重新开放，让威权庇护网在多个节点同时断裂。两国都遭遇了盟友的算计与背刺，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苏联签订了把中国卖进日苏条约，雅尔塔的密室里三巨头瓜分了中国的权益；而乌克兰的援助被政治交易切断，某些大国……。正因观察到这种相似性，我才觉得有些事不得不说。一个曾经深知被勤掠是何滋味？被出卖是何感受民族，在面对另一个遭受同等命运的民族时，理应有最深的共情和清醒的判断。然而现实是……，相当一部分同胞跟着起哄，把勤掠者的宣传当信条，把被勤掠者的抵抗叫做"挑衅"。而您作为有世界级影响力中国文化人物，在这场战争进行期间两次前往俄罗斯，参加他们的文化活动，这样的人在乌克兰的历史上会怎样被记录？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乌克兰失败了，乌克兰人民失去了他们的国家，您会怎样看待您自己在这场战争期间对俄罗斯的态度？您是否会感到任何的内疚？是否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本可以做得更多，但没有？还是您会告诉自己，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文学人？

我想起您曾经说过，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表现生活的真实。您的小说就是因为它们表现了生活的真实。那么现在，生活的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比您小一代的乌克兰作家，正在经历您笔下那些人物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可能正在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记录乌克兰的抵抗。而您，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这个时代文学方面最有声音的作家，却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去勤掠者的国家里享受荣誉。

这是什么样的历史讽刺啊？

作为一个曾经的读者，写这封信出于我对您的行为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是当你发现自己尊敬的人，做了你没想到他会做的事，才会有的那种感受，想必您也有过这种情感。

在我心里，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原本有机会成为道德标杆，敢为人类苦难发言的声音。但当这样的作家在勤掠进行期间，却主动走进勤掠者的怀抱时，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他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污点的形象。

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会记录这一切。乌克兰战争最终会结束，无论结局如何，历史学家以及乌克兰人民，都会回顾这段时期的国际反应。他们会看到，有多少人选择了明确的立场？有多少人选择了沉默？有多少人选择了主动靠近勤掠者？您的名字会出现在某个地方，您的奖项与作品，您对俄罗斯的访问，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您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是一个虽然经历了勤掠，但仍然对人类苦难保持敏感的伟大作家？还是一个在勤掠进行期间享受勤掠者款待的作家？

这个选择已经在您手里。只不过，您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