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法犹联合暴力反英老键

《沙漠上的对角线》(A line in the sand)21章讲述自由法国在自己国土尚待收复之际，却在黎巴嫩搞军事政变试图阻挠阿拉伯民族独立，但在英国军事高压摊牌下被彻底挫败（见上篇“1943，英法黎巴嫩危机彻底摊牌”)，该书22章“患难之交(Friends in need)”终于推出了历史大舞台的主角 - 以色列，在英法两大"盟友"相互缠斗的同时，犹太复国组织和同在亡国流浪的自由法国意想不到地结成了"患难之交 "。

从黎巴嫩危机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法国意外发现“朋友”

1944年2月29日，自由法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居伊·迪沙亚尔（Guy du Chaylard）向自由法国外交负责人勒内·马西格利（René Massigli）报告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两个犹太地下武装组织 - 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犹太民族军事组织）和斯特恩帮（Stern Gang，又称Lehi）- 主动与法国方面接触。当时，这两个组织刚刚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发动新一轮暴力行动。伊尔贡向法国人送来其《对英宣战书》，此前已炸毁耶路撒冷、海法和特拉维夫的税务机关；斯特恩帮则枪杀了两名英国警察。

更引人注意的是，斯特恩帮寄来的一篇文章竟公开支持法国。在评论1943年黎巴嫩危机时，文章谴责英国策划了危机，并称法国逮捕黎巴嫩内阁是一次“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因为这些部长不过是“英国的代理人”。文章最后甚至宣称：

“犹太抵抗运动与自由法国拥有十分明确的共同利益，法国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

这并非空想。事实上，部分法国官员当时已经在秘密帮助这些反英犹太组织。

共同敌人英国：法犹合作的起源

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1940年。

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由维希法国控制，而自由法国运动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法国流亡人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为英国低估了维希政权和轴心国在中东的威胁。

关键人物是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哈加纳成员及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他曾参与修建英国在巴勒斯坦北部的“泰格特防线”，并在海法家中秘密收留三名自由法国成员。当英国拒绝允许自由法国向叙利亚广播宣传时，哈科恩甚至允许他们在自己家里架设秘密电台，建立“自由法国黎凡特电台”。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这是一种长期投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领导层认为，自由法国未来很可能重新掌权，因此帮助他们，未来或许能换来法国支持犹太民族事业。

这种合作在1941年英国和自由法国入侵叙利亚、黎巴嫩时进一步深化。犹太地下武装哈加纳（Haganah）向法国提供情报网络，并派出其精锐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为法军担任向导。其中甚至包括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传奇人物的摩西·达扬（Moshe Dayan，未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帕特里亚号”与“斯特鲁马号”：英国政策激化犹太愤怒

推动犹太地下组织走向激进化的，是两起震动巴勒斯坦的难民船悲剧。

1940年11月，载满德国犹太难民的“帕特里亚号”（Patria）停泊在海法港。英国政府依据1939年《白皮书》，拒绝这些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准备将他们遣送至毛里求斯。

为了阻止遣返，哈加纳秘密在船上安放炸药，希望仅仅破坏船只使其无法启航。然而爆炸远超预期，导致船体倾覆，263人死亡。

自由法国人员亲眼目睹了惨剧，并得知爆炸实际上是哈加纳所为。但令他们震撼的并非事故本身，而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表现出的决心。一位法国目击者后来回忆说：

“如此坚定的民族意志，最终不可能失败。”

1942年，“斯特鲁马号”（Struma）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局势。这艘载有769名犹太难民的船被英国拒绝进入巴勒斯坦，在土耳其港口滞留数周后被拖回黑海，随后发生爆炸沉没，仅一人生还。

在巴勒斯坦，许多犹太人将这场悲剧归咎于英国移民政策。

亚伯拉罕·斯特恩：从反英到寻求德国支持

在这些事件刺激下，犹太极端主义开始抬头。

斯特恩帮创始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原本是伊尔贡的外交负责人。他认为英国只有在承认犹太国家独立后，才值得获得犹太人的支持。

当发现英国无意这样做时，斯特恩竟采取了极端路线。1940年，他通过维希控制下的叙利亚向德国传递信息，提出一个惊人的交易：

如果德国支持建立独立犹太国家，斯特恩帮愿意与德国合作对抗英国。

虽然柏林从未回应这一提议，但它反映出斯特恩帮已经将英国视为头号敌人，而非纳粹德国。

1942年初，斯特恩帮开始恐怖活动，包括抢劫银行、炸弹袭击和暗杀警察。然而行动很快遭到镇压。1942年2月，英国警察在特拉维夫发现藏匿中的斯特恩本人。负责行动的英国警官杰弗里·莫顿（Geoffrey Morton，巴勒斯坦警察高级督察）当场将其击毙。

斯特恩死后，组织一度濒临瓦解，但其神话却开始形成。

法国秘密援助反英恐怖组织

就在英国认为已经基本消灭斯特恩帮时，一个惊人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1942年春，巴勒斯坦警方发现三名斯特恩帮成员乘车前往黎巴嫩边境，并在那里受到法国军官接应。

英国驻黎凡特反间谍负责人帕特里克·科吉尔（Patrick Coghill）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法国似乎正在为反英恐怖组织提供庇护。

后来的证据显示，这种合作并非偶然。斯特恩帮成员后来承认，维希法国时期的官员曾经向他们提供武器，而这种关系在1941年英法占领黎凡特后并未中断。

更令人意外的是，支持他们的恰恰是那些被戴高乐保留下来的前维希官员。这批人以布朗谢（Blanchet，法国政治顾问）为代表，极度反英，并逐渐形成一个影响黎凡特法国政府决策的小集团。

到1942年底，英国军情五处（MI5）甚至认为：

对英国在黎凡特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德国，而是法国政府内部那批顽固的前维希派官员。

黎巴嫩危机后：法国与斯特恩帮再次靠近

1943年黎巴嫩危机中，英国迫使法国让步，严重打击了法国在中东的威望。

与此同时，斯特恩帮却迎来了复兴。1943年11月，20名成员成功越狱。组织恢复活动后，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资金和武器。

新的领导人之一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未来以色列总理）后来回忆：

“我们极度缺乏资金，需要基地、武器、电台和印刷品。”

于是，斯特恩帮决定再次向法国伸出橄榄枝。

他们发行法文刊物《希伯来战斗阵线》（Front de Combat Hébreu），专门面向法国读者，反复强调法国抵抗运动与犹太地下组织之间的共同点。他们把自己描绘成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中东版本，称英国为共同敌人。

甚至连行动中彼此识别的暗号口哨曲，也被定为法国国歌《马赛曲》。

刺杀英国驻巴勒斯坦最高专员：暴力升级

1944年8月，斯特恩帮发动了当时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他们伏击了即将离任的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Sir Harold MacMichael，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

伏击地点位于耶路撒冷通往海岸平原的盘山公路。袭击者首先射击摩托车护卫和警车，然后在道路上放火制造障碍，迫使麦克迈克尔的劳斯莱斯停下。

幸运的是，司机迅速将车辆贴近山壁行驶，使其避开大部分火力。最终麦克迈克尔侥幸逃生。

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对此反应相当克制，没有采取大规模报复措施。这种软弱态度让中东事务国务大臣莫因勋爵（Lord Moyne，英国驻中东国务大臣）深感担忧。

风暴前夜：英国忽视了危险信号

在向伦敦发出的警告中，莫因特别引用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犹太事务局执行主席）的一段讲话：

“我们将移民到巴勒斯坦，成为这里的多数。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通过武力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土地不够，我们将扩张边界。”

莫因认为，这种言论实际上是在鼓励暴力政治。

然而伦敦并未充分重视这些警告。

历史很快证明，他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就在数月之后，莫因本人将成为犹太地下组织最著名、也是最震撼世界的刺杀目标之一。

告个段落：从反法到反英，盟友与敌人的重新排列

二战期间中东政治并非简单的“盟军对轴心国”故事，而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利益重组。

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摆脱英国移民限制；

法国殖民官员希望报复英国在黎巴嫩的羞辱；

自由法国内部的前维希派官员强烈反英；

英国则试图维持战后中东秩序。

在这种背景下，本应与英国属于同一阵营的法国人，却与犹太地下组织因为共同敌人英国而逐渐走到一起。这种看似违反常理的合作，后来将对巴勒斯坦局势和以色列建国进程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