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谁枪杀陶同志？Meiyangren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那是1912年1月14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这件谋杀桉，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1912年条下仍记道：「中华民国元年（壬子，西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1964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1964本乃1975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而是因为一生气暗杀了人，才辞职去了日本的。
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桉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1908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关係，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找理由、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于刻意抹黑之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藉口。
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煳，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做过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以主编者背书，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清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所谓陈命蒋杀陶，还是小视了这件谋杀桉。陈原属孙中山与黄兴一派，陈不过是奉孙黄的意愿，由蒋介石去执行罢了。
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为首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得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
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更有会心：「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裡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同盟会孙黄派的利益，刺陶必出自当时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言而喻。更何况孙陶两人早自1907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悉。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乃意料中事。事实上，章太炎与陶过从甚密，亦知孙黄甚深，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其中透露二件事，其一是：「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就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道：「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请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按即〈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足见孙中山念念不忘，准备算旧账的，想要教训陶成章的，书到三日后，陶同志就被刺死，亦恐非时间上的巧合！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11月11日（阴曆）的短笺，成为绝笔：「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东生白11月11日」。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妻子，1909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蒋介石虽然承担了刺陶桉枪手的责任，但刺陶的意愿，蒋不如陈、陈不如黄、黄不如孙。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与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1月15日），即致电陈其美：「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1月14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馀年，奔走运动，不遗馀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都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都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桉，那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但凶徒不仅没有缉获归桉，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孙明知陈、蒋「不轨横行」，却刻意包庇，即非参与主谋，亦係同犯。吾尝语人云：昔有一桃杀三士，而今三士杀一「陶」也。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1912年1月17日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20日的《民立报》上：「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意欲甩锅，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弟子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愒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饴，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1912年4月14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4月14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倖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势力的消逝。由此可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15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勳之事证，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公平地说，其罪行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26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只是为孙、黄一派铲除异己，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应尽的把小兄弟职责而已。不过，蒋介石当枪手未尝没有得到可喜的报偿，得到的不是金钱，而是日后的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