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中国焦虑HK01
《给阿嬷的情书》大火，同时激发了海外华人的情感共鸣。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这不仅是看电影，更是一次集体回忆。很多人带着家里的「侨批」实物去观影，认为影片还原了祖辈「下南洋」的苦难与坚守，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但意外的是，这么一部讲祖孙乡愁、华侨信义的电影却让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破防了。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连日来《联合早报》针对这部电影产出多篇批判文章，上纲上线，煞费苦心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进行捆绑。《联合早报》风声鹤唳的应激反应，是有迹可循的。不久前，退休的李显龙访华，特别强调：「新加坡是主权独立国家，主权不依附于任何国家。中新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朋友协作，而非同宗同源。」这句话不仅是「主权独立」的常规表述，还刻意主动切割同宗同源的文化纽带，澹化族群渊源、剥离文化羁绊，其实这反映出新加坡社会没必要的中国焦虑。当然，这也是小国根深蒂固的生存焦虑与战略算计。
2026年5月22日，上海市长龚正（右）与到访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左）举行会面。（X@leehsienloong）
但其实，国际格局有一个很真实的规律：大国强盛，则海外华裔向心力必然回升。近代百年，国力孱弱，海外华人漂泊异乡、根基不稳，族群向心力自然薄弱。如今中国稳步崛起、实力持续攀升，越来越多海外华人，生出了发自内心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这本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却成了新加坡执政者最大的焦虑来源。
但很显然，这种刻意为之，终究藏着难以破解的矛盾，透着浓浓的短视。无论如何政策引导、如何稀释族群结构、如何剥离文化印记，华裔的血脉底色、千年的文化联结，是永远洗不掉、改不了的事实。新加坡当下的状态，是典型的小国博弈困境：既要依託中国发展红利，又要抱紧西方阵营避险。想两头取利，却不愿承担任何站队风险；想持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又要不断向西方献媚表忠，换取安全庇护。
可国际博弈最残酷的真相就是：没有任何好处是可以凭空白拿的，所有取捨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美英等西方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新加坡，只是看中了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区位，将其当作制衡亚太的前沿棋子。棋子可以被利用，却永远无法成为棋手。无论新加坡如何讨好依附，终究改变不了被西方当作工具的定位。
2026年3月26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左）与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右）在海南博鳌会面。（Facebook@Lawrence Wong)
更能印证这一逻辑的，还有新加坡新任领导人黄循财的立场。同样是华裔出身，却在中日地缘分歧中，公然站队日方，全程配合西方舆论导向。黄循财在谈及东海问题时，公然使用日本对钓鱼岛的单方面命名「尖阁诸岛」， 在中日历史问题上，「劝中国大度」。这些都踩在中国的红线上。同时，在科技领域也配合美国对华「卡脖子」。黄循财曾明确表态，绝不容忍任何企业藉助新加坡逃避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并表示已制定机制方便美国调查指定的新加坡企业。这等于公开宣佈在科技战中配合美国封锁中国，打破了新加坡以往在科技领域保持的中立姿态。
更能看清楚新加坡固化的小国生存逻辑：不愿看到东方大国崛起，生怕自身区位优势被消解、现有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否定新加坡的生存权，也尊重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的外交立场。但我们始终看得清醒：新加坡所有的焦虑、纠结与摇摆，根源都是时代大势的变迁。
过去数十年，新加坡靠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区位，掌控国际贸易航道红利，依託过往优势稳赚不赔。同时藉助美国驻军加持，稳住自身安全格局，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但如今，这份得天独厚的垄断优势，正在被一步步消解。中国早已跳出单一航道的侷限，搭建全新的海上贸易体系，打通多元国际航运通道。这不是简单的基建升级，而是地缘贸易格局的重构。曾经被马六甲海峡垄断的航运红利、贸易话语权，正在逐步分流、重新分配。
其实，新加坡心里深知，西方早已无力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一边是自身核心优势持续流失，一边是既定立场无法回头，进退两难的局面，才是新加坡真正着急的根源。
大国博弈，拼的是格局与定力；小国博弈，拼的是眼光与取捨。新加坡的发展，明明身处东方大势之中，恐怕谁都无法否认。血脉文化可以刻意澹化，国家主权可以自我强调，但时代潮流、大势走向，从来不会以个人意志、小国立场为转移。所有短视的算计、刻意的切割、被动的摇摆，最终都会在时代大势面前，迎来答案。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联合早报》对《给阿嬷的情书》的「过度解读」并非偶然，而是新加坡小国困境的必然产物。这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努力读题的「后排学生」，听到前排两个「学霸」讨论「这道题怎么这么简单」，便误以为对方在嘲讽自己，于是声泪俱下地控诉。
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家媒体的「破防」，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可以发现它们是结构性的。新加坡的心态失衡，正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点上。船太小，风浪一起，必受颠簸。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一直是「西方体系下的优等生」：讲英语、行普通法、拥抱自由贸易、被西方认可为「民主世界的伙伴」。而中国则是那个「体制外的另类」。但如今，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替代选项。当中国越来越自信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时，那些过去靠「对标西方」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是谁，我该怎么办？但，答案从来不在否定别人，而在直面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