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恶性撕裂”蔓延至陪审团评议室华尔街日报
万圣节那天，分歧初现端倪。
佛罗里达州一个审理阿片类药物案件的陪审团原本计划进行一次集体装扮，灵感来自苏斯博士(Dr. Seuss)笔下的一对角色“Thing One”和“Thing Two”。2号陪审员是一名平面设计师，他为每位成员制作了与其编号对应的“Thing”标志，大家也约好一起穿黑色或红色的衬衫。
然而，5号陪审员穿着一件海军蓝西装外套来了，这让后来出任陪审团长的劳里・特雷勒(Laurey Trailer)感到十分恼火。这位名叫杰森・普伊格(Gerson Puig)的陪审员勉强戴上了他的“Thing 5”标志，拍完照后却立刻摘了下来。“我把它留在了它该在的地方，也就是陪审室里”，54岁的普伊格说；他是一名个体餐饮顾问。
“我当时就知道，我们要有麻烦了”，70岁的特雷勒说。她是美国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一名检查员。
陪审室里的意见分歧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历史一样悠久。然而，负责评估潜在陪审员的庭审律师和顾问表示，像佛罗里达州这个陪审团最终爆发的激烈争吵，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他们将此归咎于疫情后公众对司法系统信任的流失、日益固化的观念以及愈发尖锐的政治分歧。他们指出，这些因素让12个陌生人连和睦相处都变得困难，更遑论要在“是否将某人送进监狱”或“是否让企业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赔偿金”这种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社会大环境里发生什么，陪审团讨论室里就能看到什么”，陪审团顾问劳里・库斯兰斯基(Laurie Kuslansky)说。“新冠疫情造成的隔离感和政治分歧，正让我们这个社会越发丧失一种机能：即使存在分歧，也能最终达成共识并作出妥协。
庭审顾问J・李・梅尔斯(J. Lee Meihls)过去几十年里曾协助数百场审判挑选陪审团，他说：“在法庭里，我们能听到陪审员们互相大喊大叫、甚至破口大骂。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去年年底，这个佛罗里达州陪审团为一起诉讼争吵了整整14天。该案指控三大连锁药店的不当行为导致处方阿片类药物在该州泛滥，迫使医院背负起治疗无医保及医保不足患者的费用。
一名陪审员指责另一人可能在洗手间与律师秘密碰头。还有人一把撕毁了某位陪审员为说服他人而制作的海报。一些陪审员则指责同僚同情心泛滥，认为他们对受阿片类药物伤害儿童的怜悯蒙蔽了双眼，从而丧失了依法裁决的能力。
陪审团拿到评议案件后，陪审团长特雷勒回家观看了《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这是一部讲述陪审员之间激烈冲突的律政经典电影。“到最后，我们活成了那部电影里的模样”，她说。
研究陪审团评议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出了名的困难。评议过程没有任何文字记录，陪审员也完全没有义务去解释他们的决定。他们递交给法官的字条，最多只能提供一点蛛丝马迹。
在缺乏此类信息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和顾问只能去研究潜在陪审员的决策方式。“每一次挑选都像是一场疯狂的化学实验”，Herrington & Sutcliffe的律师戴维・麦吉尔(David McGill)说。“你必须迅速对人作出判断，所以你会希望自己手头掌握充足的背景信息。”
麦吉尔所在的律所与梅尔斯合作，对数千名潜在陪审员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历史数据。他们注意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万圣节当天，陪审员合影留念，他们的装扮灵感来自苏斯博士笔下的角色“Thing One”和“Thing Two”。
2025年，47%的受访者表示对大公司存在偏见，这一比例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57%的人表示不信任美国司法系统，高于2022年的48%；65%的人宁愿自己行使法律裁量权，也不愿听从法官的指示，这一比例也高于此前的52%。
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陪审员有权通过故意不采信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来宣告被告无罪，他们通常会用自己的是非观来取代法律条文，这一概念被称为陪审团否决权。
对律师而言，揣测潜在陪审员的立场是庭审策略的重要一环。“当陪审团否决权正愈发成为常态而非特例时，仅仅因为觉得案情事实对自己有利就感到放心，恐怕已经不够了”，麦吉尔说。
诉讼咨询公司DOAR在2025年针对白领犯罪案件潜在陪审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陪审员的观点正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倾向保持一致。研究显示，与把票投给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人相比，川普(Trump)的选民对美国司法部和企业高管都更加信任。该公司的董事埃伦・布里克曼(Ellen Brickman)表示，这一发现令人费解。
“我们往往习惯用二元方式去看待陪审员：要么一开始就偏向控方，要么是支持辩方”，她说。“双方都试图剔除对方的支持者。但我们现在看到，更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普遍倾向于信任，还是普遍持怀疑态度。”
布里克曼补充说，这意味着律师需要评估，那些倾向于信任或怀疑的陪审员究竟会如何看待自己案件中的问题。
法律分析公司Lex Machina的一项分析显示，在民事案件中，自2020年以来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的平均赔偿金额大幅上升，而法官裁定的赔偿金额则呈现出无规律的波动。
曾代理过“吹牛老爹”肖恩・库姆斯(Sean “Diddy” Combs)、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和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大案的辩护律师马克・阿格尼菲洛(Marc Agnifilo)表示，自己通常倾向于寻找凝聚力强、且可能愿意接受其叙事逻辑的陪审团。他指出，其他一些律师可能会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故意挑起不和以试图触发流审。“你完全可以尝试在陪审团评议室里制造混乱”，他说。
佛罗里达州的评议
佛罗里达州的这起阿片类药物案件可以追溯到2019年。当时有20多家医院起诉了药店、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及其他相关方，指控他们涉嫌敲诈勒索共谋，导致医院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阿片类药物患者治疗成本。该案最终将被告范围缩小到三家药店被告----CVS、沃尔玛(Walmart)和沃尔格林(Walgreens)，并于去年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牵涉到数亿美元”，院方律师沃伦・伯恩斯(Warren Burns)在开案陈词中告诉陪审员。
沃尔玛的律师戴维・马库斯(David Markus)则反驳道：“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在抢钱。”
这九名陪审员身份各异：一名内向的Z世代平面设计师、一名工程顾问、两名护士、一名退休的警长办公室官员、一名超市配送人员、特雷勒，还有一名前空乘人员。其他陪审员说这名前空乘表现得像个“团队妈妈”。最后是一位直言不讳的66岁数学老师，这位老师有时并不想被当成孩子一样照顾。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在享用由律师买单的午餐时逐渐熟络起来。“我发现了一个每天都能吃到免费食物的窍门，但代价是你必须做三个月的陪审员”，那位平面设计师在TikTok上开玩笑说，并展示了Chipotle、Chick-fil-A和Panera的盒饭。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63岁的陪审员、退休警官欧内斯特・德斯拉维内斯(Ernest Desravines)说道。
去年11月，陪审团拿到了一份裁决表，并被指示开始评议。表上列出了两项涉嫌违反佛罗里达州民事敲诈勒索法规的指控、被告的姓名，以及勾选“是”或“否”的选项。裁决必须全员一致通过。
紧张气氛迅速加剧。大家先是难以选出陪审团主席，直到一名犹豫不决的陪审员掷硬币后，才最终定下由特雷勒担任。普伊格明确表示，自己已认定应该支持这些制药企业。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将此归因于自己专心听审并认真做了笔记。但一些陪审员将此举解读为拒绝参与讨论，他们回忆说，普伊格把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当下的力量》(The Power of Now)上；这是一本关于活在当下的书。
在梳理证据时，陪审员们在白板上画出了一条时间线，墙上也贴满了密密麻麻写满笔记的纸张。
普伊格后来描述说，他认为其他陪审员拒绝遵守法律，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他用记号笔在一张海报上写下两个标题：“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和“我们不是为这些而来”。在第一个标题下，他写了RICO，意指《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在第二个标题下，他列出了一长串清单，其中包括死去的婴儿和成瘾问题。
几天后，数学老师安德烈・卡利克斯特(Andre Calixte)把那张海报扯下来撕得粉碎。“就像一台人形碎纸机”，普伊格回忆道。
“他没权利对我们发号施令，告诉我们来这里该干什么”，卡利克斯特说。
9号陪审员是一名护士，她主张支持医院。她的六名同席陪审员说，她带了一个U盘，里面装有她在家用AI制作的幻灯片演示文稿，他们认为，这似乎违反了法官关于禁止进行外部研究的指示。
这名护士主张，阿片类药物泛滥已经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是时候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了。在一次采访中，她否认带过U盘，并表示自己使用的是法院电脑里的证据材料。
上周，哈维・韦恩斯坦（中）的重审因陪审团陷入僵局而告终。Timothy A. Clary/Press Pool
普遍存在的挑战
加利福尼亚州辩护律师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表示，他注意到一个现象：陪审员们越来越倾向于向法官互相“打小报告”，而不是在陪审室里自行解决分歧。
“现在不再是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画中那种田园诗般的景象了，人们不再带着相同的视角来参与这种共同的公民体验”，前联邦检察官弗里德曼说。“人们很难相互理解。”
今年早些时候，在针对两名豪华房地产经纪人及其兄弟的一场备受瞩目的性交易审判期间，一名陪审员在审判中途向法院发送电子邮件，抱怨另一名陪审员已经提前做出了决定。那名被投诉的陪审员随后被解任。
在纽约州法院，2025年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那场刑事审判的审议过程演变成了一连串的陪审员投诉。7号陪审员告诉法官，陪审员们在背后互相说着难听的话。几天后，另一名陪审员说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一名同席陪审员威胁他“走着瞧”。
法官认定不存在真正的威胁。陪审团判定韦恩斯坦一项罪名成立，另一项罪名不成立，但在强奸指控上未能达成一致。法官宣布对该指控进行流审。重审后，另一个陪审团上周表示，他们也陷入了僵局。
去年年底，在针对两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兄弟的加密货币欺诈案中，陪审评议偏离到了一个法官曾明确指示陪审团不应考虑的话题：量刑。
一些陪审员回忆说，在审判期间，一名辩护律师提到这对兄弟面临的刑事指控每项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们不可能当作没听见”，一名陪审员回忆道。一想到这两个年轻人可能要在铁窗后度过几十年，一些陪审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也有一些陪审员表示，导致僵局的真正原因是难以确定犯罪意图，而不是潜在的刑期。不过他们也承认，这种情感上的折磨对一些人来说实在太沉重了。“昨天，一半的陪审员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几名成员报告说他们已经连续多个夜晚失眠”，他们在给法官的便条中写道。该案计划于明年重审。
佛罗里达州的僵局
在佛罗里达州阿片类药物案的陪审团评议接近尾声时，9号陪审员、也就是那名护士，给法官写了一张题为“关于陪审员不当行为的机密正式声明”的便条。她指控普伊格存在霸凌、性骚扰、不遵守法官的法律指示，以及“拿与一名14岁女孩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打比方并发表相关评论”。此外她还写道，普伊格与辩护律师一起进了洗手间，可能私下讨论了案件。
法官在询问了9号陪审员后表示，这张便条是她使用AI生成的，法官以该便条不可信为由将其解任。普伊格则留在了陪审团。
剩下的大多数陪审员并不知道便条的内容，还误以为9号陪审员是因为那份幻灯片演示文稿而被解任的。
此时还剩下八名陪审员。其中只有两人希望做出有利于医院的裁决，分别是卡利克斯特和超市配送人员德韦恩・布莱克(Dwayne Blake)。“我成了那个反派”，身为教师的卡利克斯特说。他回忆起其他陪审员对他大喊大叫：“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我想回家。”但卡利克斯特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