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终结133年无监考传统返朴
2026年5月11日，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工全体投票，以仅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自7月1日起，所有线下考试必须安排教师在场监考。这项政策终结了普林斯顿自1893年建立的“荣誉守则”（Honor Code）----无监考考试传统。
据该校校报调查，29.9%的大四学生承认曾作弊，44.6%目睹违规却未举报，仅0.4%举报过同学。本科学院院长戈尔丁（Michael Gordin）在致教职工信中写道，AI和个人电子设备使作弊行为“在外观上与正常答题几乎无法区分”，学生不愿举报是因为“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肉”。
普林斯顿大学一座标志性的阶梯教室 | 图源：普林斯顿日报
就在普林斯顿投票前三周，斯坦福大学教职工评议会也全票通过了类似政策。一套基于人性信任的制度扛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水门事件和互联网繁荣，却在AI面前失效了。
19世纪末的普林斯顿，作弊是一场师生之间的暗战。学生把它当作“智胜”教授的游戏，教授则耗费大量精力抓作弊。1893届校友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后来两度获普利策小说奖）把这种氛围描述为“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猫鼠游戏”。
1893年1月，几名高年级学生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大四学生查尔斯・奥特利（Charles Ottley）和几名大三同学借鉴了他们在田纳西州韦伯中学（Webb School）的经历，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激进的提议：取消监考，改用荣誉承诺。
校报《普林斯顿日报》在同年1月13日的社论中呼应了这一提议，将当时的监考制度称为“一套灾难性的间谍制度”，“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了“提升大学道德标准”。
5天后，普林斯顿教职工会议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会议记录上写道：
“鉴于学生中已出现一种强烈且日益增长的反对考试作弊的情绪，且学生渴望以绅士的荣誉参加考试，兹决议：在另行通知之前，考试不再设置监督。每位学生只需在试卷末尾签署以下声明：我以绅士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我既未给予也未接受任何帮助。”
穆雷院长（Dean Murray）负责的高年级英语考试成为了新制度下的第一场无监考考试。这套制度被宣布为“决定性的成功”，并引起了全美媒体的关注。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守则下的第一次考试（1893 年 1 月 26 日） | 图源：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
1969年，普林斯顿实行男女同校后，誓言中的“绅士”被删去，但核心机制延续至今：考试期间教授离场，学生签署承诺，若发现有人作弊则须举报，被指控者由同学组成的陪审团裁决。
这套制度有多深入普林斯顿的骨髓？《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913年入学普林斯顿）曾写道，违反荣誉守则这件事“根本不会出现在你脑海中，就像你不会翻你室友的钱包一样”。
荣誉守则扛过了两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的动荡、水门事件之后的幻灭，甚至扛过了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冲击。
但它在2026年倒下了。
当信任变成了“傻子才遵守”的规则
2025年，《普林斯顿日报》对超过500名大四毕业生进行了匿名调查。
29.9%的受访者承认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曾在作业或考试中作弊。44.6%的人目睹过有人违反荣誉守则，但选择不举报。只有0.4%的人举报过同学。
三个数字组合在一起，击穿了“信任机制仍在运作”的假象。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作弊，将近一半的人看见了却不说，而真正举报的人约每250人中才有1个。
据不久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荣誉委员会（Honor Committee）过去一年收到了大约60起案件，较此前有所上升。但前主席纳迪娅・马库茨（Nadia Makuc）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案件从未被举报。
马库茨描述了作弊的具体场景：“如果考试用笔记本电脑，切到另一个窗口就行了。如果是笔试，就在桌子底下看手机，或者借口上个洗手间。”
这些行为在外观上和正常答题几乎没有区别。坐在隔壁的同学该怎么分辨？那个低头的人是在答题，还是在看手机？
作弊变得越来越普遍，学生们在匿名社交应用Fizz上发帖，高谈违反荣誉守则的事情，这让遵守规则的人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到处都是这种风气，带回家的考试有人作弊，ChatGPT随便用，”马库茨告诉媒体，“只要人们觉得有更多人在作弊，就会鼓励更多人作弊。”
普林斯顿的纪律委员会（Committee on Discipline）掌管带回家作业的违规案件。据《大西洋月刊》报道，2024-25学年有82名学生被认定存在学术违规，而2021-22学年这个数字是50人，三个学年间增长了64%。这还只是被抓住的人，28%的大四受访者承认在课程不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过ChatGPT。
对此，历史教授迈克尔・拉范（Michael Laffan）有过真实体验，他坐在校园附近的咖啡店里，亲眼看着学生从ChatGPT复制答案，然后冒充自己的作品交上去。
1876年，刚创刊不久的校报《普林斯顿人报》（即今天《普林斯顿日报》的前身）的一篇社论曾警告说，监考是“一种坏的道德教育”，把学生当作不诚实的人来对待，有些人就真的会变得不诚实。
150年后，AI作弊的便捷本身正在传授一种新的“坏的道德教育”。
经济学讲师凯莉・努南（Kelly Noonan）一句话点破了这个变化：“在新冠之前，作弊被视为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在新冠期间，人们更可能作弊，现在它已经变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了。”
“很可惜，但必要”
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普林斯顿教职工全体投票。
结果：仅1票反对。
这是1893年以来对荣誉守则最根本的制度变更，新政策将于7月1日生效。此前在官方的《教职工规章》中明文禁止监考的条款将被替换为强制要求教师监考的新条文。
但仔细看新政策的细节，它比“恢复监考”更微妙。据《普林斯顿日报》报道的提案原文，教师将在考场中“作为所发生之事的见证人”在场，但被告知不得干预学生。如果观察到疑似违规行为，教师将记录观察结果并向学生主导的荣誉委员会提交报告。荣誉守则本身不变，学生仍将签署那句延续了133年的承诺：“我以我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我没有违反荣誉守则。”
信任的外壳保留了。但信任的核心（教授在考试开始后离开教室）被抽空了。
正如《大西洋月刊》所写：“从形式上看，荣誉守则仍然存在，学生仍将签署承诺书，声明自己没有作弊。但现在教授们将在一旁看着，确保他们说的是实话。荣誉守则不能再靠荣誉制度运行了。”
推动这项变革的是普林斯顿本科学院院长迈克尔・戈尔丁（Michael Gordin）。《华尔街日报》引述他致教职工的信件，“大量”学生和教职工要求做出改变，原因是“他们感到课堂考试作弊已经变得普遍”。AI使作弊变得更容易，也更难被发现。学生不愿举报，因为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肉搜索。即便有人举报，也往往采取匿名方式，学校难以调查。
迈克尔・戈丁在2月2日的教职工会议上发表讲话 | 图源：普林斯顿日报
前荣誉委员会主席马库茨也站在了改革一边。她在今年3月发表的校报专栏文章中，标题直截了当：“我曾担任荣誉委员会主席。是时候引入监考了。”
“普林斯顿的传统不能以我们的诚信为代价，”她写道，“为了荣誉守则本身，普林斯顿需要监考。”她认为引入监考“不是对制度滥用的惩罚，而是一种与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对应的预防手段”。
但即便是支持者，也难掩遗憾。
英语与戏剧教授吉尔・多兰（Jill Dolan）在2015年至2024年间担任本科学院院长。投票后，她对《普林斯顿日报》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很可惜，但它是必要的。”
物理系讲师杰森・普查拉（Jason Puchalla）也支持改革，但他补充了一句让人深思的话：“如果教育的出发点是假设学生一直在作弊，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阻止他们，那将是一种不幸的教育方式。”
提案自身也保持着一种自知之明。文件中写道：“本科生和教职工都清楚地认识到，让教师在场监考并不会根除作弊。但他们相信，这将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而且在考场中多一名见证人，将减轻学生在自己答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和举报问题的压力。”
失去的不只是一种考试方式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在投票前，《普林斯顿日报》采访了多名学生。大二学生皮尔斯・麦卡锡（Pierce McCarthy）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折中方案，比如把背包放在外面、收走手机，但仍然让学生单独留在考场里。”
以色列・阿德博加（Israel Adeboga）的态度更直接：“我认为这份信任是这所大学的根本组成部分之一。归根结底，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自己的学习，监考的实施带走了普林斯顿发展出来的根本精神。”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威廉・埃普利（William Aepli）曾担任学生辩护代表组织的前主席，该组织专门为被指控违反荣誉守则的学生提供帮助。他告诉《大西洋月刊》：“从一开始就有监考是一回事。拥有这个自我监考和信任的传统，然后再把它拿走，完全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