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炒作费太贵瀚海收藏

占地八亩的院落里，老槐树浓荫匝地，荷塘的几片枯叶，水墨点染在仲夏的末梢。从宽敞的画室向外望，空气里无一丝车马声。这已是画家崔如琢搬回北京后，最享受的住所。画室广阔，像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大画桌用了几十年，木纹里腌臜着厚厚的墨渍。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画案前，卷起袖口，伸出右手。他用食指蘸了蘸盘中的墨汁，凝神片刻，忽然挥指——不见笔，只用掌推、指划、甲勾、侧擦、压按。只见浓墨如千万条溪河在宣纸上顷刻奔涌，墨分五色，一株老梅的飞动态势瞬间有了骨架，枯拙苍劲。紧接着，他用整个手掌在纸上压出一片积雨云般的厚重墨山，再用小指尖在山的肺腑里犁出一线飞瀑的白色路径。

他今年已八十有余，指下每一道痕迹仍像斧凿刀劈，不画则已，一画便要劈开一整座千山万岭、万古洪荒。

这个人叫崔如琢。倘若你问中国当代画坛谁最贵——连续八年位居胡润艺术榜榜首，一幅《山水四条屏》拍出3.45亿元天价，迄今已有二十余件作品过亿成交。倘若你问谁最“狂”——他放言要在八十岁前作品价格超过毕加索。倘若你问谁最敢捐——故宫博物院受捐史上头一遭，他一出手就是一个亿。

可你不必只盯着那些令人咂舌的数字。他自己说这些话时，口气平淡如水。问为什么捐出这笔巨额，他只说：“有一种感恩的思想，我热爱传统、热爱祖国，敬爱我们的文化、敬爱我们的文明、敬爱我们的艺术。我捐出的一亿元是卖画所得，捐给故宫也是圆学画时的梦想，我早在初中时就带画板到故宫临摹，受恩于故宫。”

听者感慨，崔如琢却不觉得需要再说什么。他只是一直让那指腹与上等红星宣的纤维或纹路持续摩擦。这些不为外界所动的定力，根植在篆刻进他性命里的、那种极大胆又极传统的东方写意哲学。他是守望者，也是开山人；他守护的，恰恰是他亲手劈开的。

一、故宫的台阶，少年的丹青梦

1944年，崔如琢出生在北京。五岁学经典，七岁时便能完整绘出齐白石的《秋趣图》。

十六岁那年，他迈进了让他迈了大半生坎坷路的门槛——成了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入室弟子。同时，他还拜了书法家郑诵先为师，日夜研习碑帖金石。崔如琢的底色与骨气，便是在这三位老先生肩下勾勒成形的。

“苦禅大师常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传统画家最看重人品、境界，因为东方写意绘画直接和画家的哲学观、人生体验有关系，这也是我所一直追求的。”

初中时代的那番独特经历，像一柄淬火后的剑。老师秦仲文给他出了一道硬硬的任务：“每天去故宫临画！在临摹的过程中了解中国的绘画史，在理解中产生热爱，坚守传统。”

从此不管暑气蒸人、寒风割脸，每天早晨九点，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背书夹，提着装了墨盒、小马扎和一包干粮的绿挎包，准时走到故宫神武门。他把画板架在殿廊间，那些唐人宋人院体的杰作——《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模模糊糊地倒映在他明亮的瞳孔中。少年人一笔一笔地摹，嘴里的冷馒头一点一点地在嘴里化开。老一辈警卫喊他关门，他才发现太阳早就从金瓦上落下去了。

“我捐出一亿元是卖画所得，捐给故宫也是圆学画时的梦想。”他直言内心深处那把笨拙的钥匙，一直放在六十多年前故宫的廊柱下，从未被别人拿走。现在他终于可以衣锦还乡，“把梦想还给故宫”。

苦禅先生的教诲他牢记终生：“做人要诚实，画画也得诚实，不能有丝毫虚伪。老老实实地用大巧若拙的办法，踏实走出自己的路。”

二、壮游者的倔强与奇遇

1981年，当代不少画家在国内已是声名煊赫，被体制内处处捧在掌心。领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鞭几十年的崔如琢，却在波澜未动时另做其行了——他轻叩过苦禅家中，将师门所求得的功业存放妥当，然后揣着八百美元，登上了飞往华尔街的航班。

异邦，没有朋友，没有专业托举。他却铁了心要做一件事：把中国画卖到全世界藏家的手里。开始时是从国内画廊里把画倒过去，逐渐摸清了西方拍卖的关节隐秘。没几年，他靠一幅一幅从自己笔下淋漓流出的惊世指墨，获得了进入西方高端收藏圈的入场券。基辛格、陈香梅等人士的客厅都藏有他的手卷。九十年代，画家在香港银行的存款已刷至三亿多。

可这个时候，崔如琢放下了画笔。有人问他苦闷吗？他说：“艺术要千变万化，真正的画家是与自然对话、与感情对话。当我发现自己的作品没有新意时，干脆封笔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可他敢断。这一放，便是彻底的戒、寂静的悟。他在国外最重要的这件事，不是卖掉多少画——逛遍了纽约大都会等浩瀚的外国艺术宝库，亲眼看着列国的青铜大器、青花名瓷在漂泊异乡的橱窗下独自吞咽故土尘烟。

他觉得自己的痛感太苍白了，能做的惟有一件事：回北京，砸烂这一身的安逸与铁门槛。异国寻梦、奔波拍卖的浮华岁月，换来的却是一句寂寥的喟叹——“我是在用中国的文化在美国挣钱。”

不惑半途远道归国后，他的笔锋随即大变。

三、五十七岁的变法

师古而不泥古，有法而不囿法。崔如琢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苦于笔耕不辍五十年，日日仍有不如意处。五十七岁那年，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为画出更生机勃发的劲道，放弃毛笔，以手为笔，以掌纸为纸。

这便是“指画”。高其佩、潘天寿先贤都以此道闻名世间，但从来只限于蝇尺小品。崔如琢偏不信邪。他利用纸张的纤维泼染勾，泼出峭立回响、远看万仞的层峦叠嶂。指尖哪一笔下去，能够力透纸背，连带着各种皴擦、押洒、揉抹，手掌像一整个天空般重重压出大块巨壑。只有亲历，才知他与墨色之间的关系与他同画笔是截然不同的。

“指书”也随之而来。用笔写出圆润体面的中锋不难，手指写字极容易败坏；他却把周初的籀文大篆与汉魏碑志的怪辟野气融会贯通。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金石声落在纸面，便成了深彻透骨的百年气格。最漫长的一日，七八个钟头坐在画纸前用一双指头冲来顶去。学生看他手红痛到全肿了，要老先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久久不应。

半个巴掌大的小画里，藏着一位画家被毁灭又重建的文明魂。

他彻底创造了指墨积墨山水和指墨书法的全新范式。后人写他“指掌并用，使指墨从原来适合画一些小幅的作品到了能悬丈大幛的宏量杰构，结构、章法、布局和气势酣畅淋漓，倍显大家高华气象”。

四、人民大会堂的八天八夜

2011年深冬，崔如琢接到了一个沉甸甸的电话被邀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回廊北侧墙面绘一幅供传世的大画。那里背靠着的正是傅抱石与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挂满了从1959年到1979年几十年的民族艺术尊严与艺术重压的峰值遗迹。现在，这幅画的背对面，要挂上他崔如琢的荷花。压力，已不必赘述。

人民大会堂照例要审草图，他大方拒绝。“不用画小稿了，我明天直接开画。到时候你看满意不，满意就装裱，不满意咱再重画就是。”

第二天清早起身，尺幅太大，没有一张现成的画案能铺开十八米长的宣纸。工人们把宣纸铺满整条走廊，在地上画。他踩着步来回奔忙，躬着腰、弯着背，一条筋趴着完成巨大的布阵与排兵布阵。他画了八天，一张没废。

《荷风盛世》最终正式挂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墙上。总长二十余米，总面积超越背面的《江山如此多娇》三分之一还多。揭幕那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亲临现场，文博大家、各界名流云集。齐刷刷地看着画上五十六朵大荷花，象征着五十六个民族荷（和）气一团，在万古大地上顾盼神飞。评论家说，大有“前接古人，后开来学”之象。

五、石涛巨册与三十载还乡梦

崔如琢这辈子，除了画画，排在第二位的大概是收藏。他经常自嘲：“玩了一辈子，最后全捐给公家了。”——然后，他真的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