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县城，72岁，我带280个残疾人创业最人物

三月底初春时节，见到辛兴芬时，她穿着一件略微起球的粉色大衣，脚上却是一双凉鞋。72岁的她个子不高，左腿一瘸一拐，但走路还是很快。

过年时，她把头发全部染黑，这让她看起来精神许多。她很久没买新衣服了，上一次外出旅游是10年之前。她也很少过生日，聊到上次过生日的热闹场景，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辛兴芬经营着一家服装厂，员工有些特殊，9成以上是残疾人。聋哑人居多，还有少量肢残、智残员工。她为员工免费提供三餐、宿舍和公寓楼，贴钱为出车祸的员工治疗。

残疾人在她这里学会一门谋生手艺，甚至在这间服装厂找到伴侣，成家立业。

服装厂的边界是模糊的。走进办公楼大厅，正对着的就是辛兴芬的办公室，门墙上挂满了牌匾。大厅右转就是她的家。她常年睡在窗边沙发，半夜员工有事就来敲窗。30年如此。

她自称“脾气不好”。尤其近来，一批又一批学生来厂里拍摄毕业作品，要求她一遍遍讲述助残故事。她不想整天宣扬正在做的事，更不想外界带着猎奇眼光打量员工。更何况，那些不被外人看见的危急时刻，只有自己知道。

格尔茨曾说，“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辛兴芬的意义之网，充满着对抗。对抗着遗弃、对抗着残缺、对抗着偏见和暴力。

辛兴芬一年四季都穿凉鞋。每一双都很便宜，40多块钱。这个习惯她坚持了30年，穿坏了60多双。

她是山东莒县福利服装厂的厂长，有200多名残疾员工，聋哑人居多，员工遇事一招手，她就得迅速跑过去。每日2万步，辛兴芬选择散热更快的鞋子。

见到辛兴芬时，她刚刚处理完一起员工打架事件。坐在接待室里，她有些疲惫。丈夫朱永明走进来烧水，很熟练地接待采访来客。过去几周里，她收到十几所高校学生的拍摄请求，他们想来服装厂拍摄毕业作品，一待就是几天。辛兴芬一一答应了他们。

外来因素给厂子带来不确定。大学生把镜头对准一个患有自闭症员工，打听他的疾病。辛兴芬指了指自己的头，结果这个动作被员工看见，有火没处发，见谁打谁。

辛兴芬与员工

她很少到食堂吃饭。采访那天中午，她泡了几片饼干、用酱油拌了一碟葱。她想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饭，趁着工人休息的一个小时，抓紧打个盹。

家就在办公楼旁边，她睡在一楼窗边的沙发上，二三楼是员工宿舍，他们半夜有急事就来拍窗户。患有精神疾病的员工会突然打架，辛兴芬边上楼拉架边给他喝药。睡眠被切成几小段，大多数时候，她每晚只能睡4小时。

但她有时也管不住更出格的行为。有一个员工犯病后经常半夜报警，被警铃吵醒后，她只能出门不断解释。无奈之下，她把这个员工辞退了。

服装厂从不缺人。见到辛兴芬的4个小时里，有3个人先后来服装厂找她。双臂双手烧伤的中年妇女、患有脑病的男生、19岁的聋哑女生。

她拒绝了前两个人。中年妇女到车间试工后，无法握住机器，便主动离开了。倒是那个男生母亲，对辛兴芬的拒绝很不满，认为她这里就是收留残疾人的。

近几年，来服装厂求职的人，聋哑人少了很多，大多是年满18岁、患有智力障碍的男生，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捎着咸菜就来了，“送孩子就跟甩包袱一样”。

辛兴芬在接待求职员工

大多数家长是奔着厂子待遇来的。这里的工人平均工资3千块，多的能赚到5千。厂子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并且管吃管住。他们在家管不了孩子，便想办法送到辛兴芬这里。

最近一个月，有100多个人要么被家长送来，要么主动来求职，但几乎都被辛兴芬拒绝。她也很无奈，虽说厂子是福利性质企业，但并不是纯粹的公益机构。这里实行计件工资，刚来的新人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如果是手部和智力严重残疾的，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一个小时的活，可能三天也干不完”。

辛兴芬有些中意那个聋哑女生，带着她去车间试工。一到车间，她喊来了徐淑娟，到另一台机子上教这个女生穿针引线。

徐淑娟是辛兴芬的得力助手，负责整个车间的生产工作，二人已经搭档20多年。第一次遇到徐淑娟时，她正与客户激烈地讨价还价。她声音有些粗哑、嗓门很大，在谈判时多了几分气势。客户给出的单件50元，徐淑娟抬到55元，双方争持不下，辛兴芬便折中53元。“有时候为了一块钱，争来争去。”

服装加工本是薄利行业，处于整个价值链最底端，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无法分享品牌溢价。“客户把单价一压再压，但我们至少得挣出工人工资。”

徐淑娟教女生使用机器

3月的山东日照，天气尚冷，工人头顶的老式风扇积着一层灰，只有长条灯管闪着亮光，均匀铺满整个车间。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工装，埋头在高高的布料堆，300多台缝纫机器正在运转，人与人之间很少交谈。

这里的员工，9成以上是残疾人，聋哑人最多，还有少量肢残、智残员工。有些90年代创厂时就来了，有些是对外招工来的，有些是从聋哑学校定向接收来的。一个刚毕业的聋哑男孩，坐在机器前无所事事。

“刚来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干活’是什么意思”，辛兴芬从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她有一套用人之道：独臂员工可以合作裁布，聋哑工负责缝纫和质检，智力障碍者负责简单包装。员工被安排在合适的工种上，这让这家服装厂30年来几乎没有质量问题。

但她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目前四五十岁的老员工数量最多，愿意干服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辛兴芬中意的那个女生不想留下来。她觉得女生是对环境不满意，建议去其他服装厂看看，“就算不干服装，也要学个一技之长”。除此之外，她没有过多劝说。

按照原定计划，辛兴芬20年前就应该退休。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邻居打来电话，说她家门口围了一群人。

回忆起那晚，她很激动。“刚到家，就看见门口一大片人，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他们都是残疾员工的家属，听说辛兴芬要退休，以这种行动表示反对。当时残疾员工已经有146名，厂子拥有稳定的客户订单，工资也按时发放，基本不愁吃穿。

但在家长眼中，只有辛兴芬能“治得了”他们的孩子。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总是雷厉风行的老太太，在几十年前，曾经被孩子们追着边跑边哭。

1970年代，15岁的辛兴芬去买油条，还没付钱，就被突然窜出来的16个小孩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