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被父母捡来的废品塞满了易方兴

推开张丽家的房门，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世界。

壁挂折叠餐桌因为堆满杂物永远放不下来，家里看不见一面完整的墙壁，只有一条窄路，通向睡觉的床，两侧则堆满了用过的和捡回来的旧物。掀开床板，甚至能找到过去几十年一家人穿过的衣物。对这样的家，张丽一度觉得丢人，她羡慕去别人家所看到的日常——客厅是能看见地面的，沙发是可以坐人的，餐桌在不吃饭的时候可以是空着的……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的家被垃圾塞满了。

在物流、外卖行业飞速发展的当下，城市的垃圾桶某种程度上堪比小型矿场。几乎每一个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都见到过在垃圾桶边翻找的老年人。他们通常是沉默且隐形的，一旦有人扔掉一个快递纸箱，他们便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

在过去，人们称之为「拾荒老人」「捡破烂儿的」，但现在，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画像，他们的子女有的年薪百万，有的在大城市拥有多套房产，有的本人则领着不菲的退休金……这个时代里，老人们捡垃圾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生计。

所以，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老人们。他们通常带着匮乏年代留下的深刻烙印，在光亮的现代都市里，固执地用废品搭建着属于自己的安全感。而这种失控的囤积背后，是两个时代相撞时发出的撕裂声。

对捡垃圾的老人来说，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富矿。

为了发掘这个「矿场」里的宝藏，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年近七旬的徐红梅，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拿个小板凳，坐在二楼厨房的窗户前。窗外正对着6号楼的垃圾桶。这里是她天然的「瞭望塔」。只要看见楼下有年轻人拎着外卖盒子或是电器纸箱走出来，她会立马冲下楼，有时能赶在纸箱被扔进垃圾桶之前截住对方，赔着笑脸说一句：「谢谢啊，你给我吧。」

一旦截获成功，徐红梅心里就会涌起一阵强烈的满足感。女儿说，母亲的这种快乐超越了卖废品本身——「她享受的是『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的成就感」。

在这个老破小学区房里，老人们默认按自己居住的楼栋划分地盘，1号楼的老太太不能去翻5号楼的垃圾桶，越界就会引发争吵甚至打架。一旦小区里有租户搬家或装修，那就成了「公共资源」，老头老太太们就会像接收到信号一样，三四个一群地蹲守在人家门口，捡拾扔出来的包装箱。

徐红梅在这个圈子里有自己的「领路人」——一个儿子开着奔驰、家里完全不缺钱的农村老太太。领路人不仅向徐红梅展示每个月卖300多块钱的「战绩」，还传授「商业机密」：卖纸箱时，要把不好的塞在中间，外表那一层码得干干净净，捆成一扎去卖。

为了守住「收成」，徐红梅拒绝了亲戚周末去北海公园看春景的邀请。「周末年轻人在家，扔的纸箱子多，逛公园耽误收成。」

最近，徐红梅和老姐妹们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小区里新装了旧物智能回收箱。很多年轻人扫码把旧物投进去，换几毛钱。面对这种截流的机器，老人们无可奈何，只能把梢盯得更紧。

白天的领地看守刚刚停歇，饭后遛弯，对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张丽的母亲来说，又是一场全副武装的夜间作业。

她出门时，要带四样装备：手电筒、小刀、绳子和手套。手电筒用来在黑天的绿化带里寻找目标，小刀用来割开快递箱上缠绕的透明胶带。绳子则负责在发现大纸箱时，把它们捆扎成堆。

捡得多了，什么值钱母亲门儿清。普通的饮料瓶和零散的快递盒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生意」，通常伴随着小区里的大事件。

「市政装路灯、邻居搬家，或者谁家结婚刚买了成套电器，这种时候出的纸壳是大件。」张丽说。一旦遇上这种「大生意」，母亲就会立刻进入战斗状态。她不会一个人硬搬，而是会熟练地掏出手机开始「摇人」。

「摇人」的对象通常是同小区的几个老太太。几个白发老人聚在路灯下，围着一堆巨大的电器包装箱，有人割胶带，有人踩扁纸板，最后用绳子勒紧，分配好收成后，把战利品各自拖回家。

张丽的母亲会遵守老人捡垃圾这个「行业」里的潜规则。「她从不碰别人已经堆好的、成规模的纸壳，哪怕那些东西就在垃圾桶旁边放着。只捡那些『尚未开发』的、刚被扔出来的垃圾。」张丽说。

有时候张丽下班回家，会看到母亲拉着小车在小区里进进出出。这通常要折腾个三五趟。囤了好几天，再忙活一晚上，大约能卖三五十块钱。

自从父母来到杭州以后，陈潜发现，家里已经没有阳台了——废纸壳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没几天就堆满了，占据了原本应该阳光照进来的空间。

父母的老家在河南农村，在他们眼前，杭州的生活和老家天差地别，房价三四万一平方米的小区像花园一样，就算是别人扔掉的垃圾，也有很新的。「扔了多可惜。」母亲说。

陈潜的母亲还算克制，只捡一些废纸壳，父亲的行动力更强，「几乎什么都捡」，别人扔掉的鞋子、小孩的玩具，他都捡回家。

这让陈潜很有压力，他在一家企业做中层管理，年薪过百万，把父母接过来，是他计划了很久的事，一开始父母不肯来，直到陈潜说「希望你们能来帮忙带孩子」，二老才同意。

其实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带孩子。陈潜说，「父母都年近七旬，在农村辛苦了一辈子，我是希望他们能来感受城市的生活，在晚年的时光里能好好享受、放松一下。」

但二老享受着捡垃圾的快乐，陈潜却完全没法放松——有一天，孩子突然多了好几件餐具和水杯，陈潜一问，父亲说是买的，结果母亲悄悄承认，是他捡的。

他这才意识到，原来父母不停捡垃圾，更多的不是为了卖，而是自用。现在，这些垃圾开始用在了孩子身上。

图源纪录片《十方之地》

废纸壳还能换成几十块钱，但对张丽那个50平方米的屋子来说，真正的灾难，是那些只进不出囤积起来的旧物。

在张丽家里，父母的囤积有着明确的分工。父亲偏爱「重工业」。在老两口的日常巡视中，只要看到别人搬家或装修扔掉的木条子、钢管子、旧床头柜、婴儿车，甚至拆下来的旧吸顶灯，父亲都会捡回来。北京这套小房子塞不下大件，父亲就自掏腰包出邮费，把这些破铜烂铁打包寄回辽宁老家。理由很简单：「总有一天能用上。」

相比之下，母亲的囤积领域集中在日常消耗品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塑料袋。

买菜的袋子、去超市装东西的袋子，只要没彻底坏掉，绝对不能扔。老家的暖气管和墙壁之间有一道缝隙，母亲专门把塑料袋揉成一团，顺手塞进去。有的袋子塞得太久，拿出来时塑料都已经老化发脆了。

最让张丽抓狂的是装过活鱼的袋子。那种袋子底部往往积着血水，带着很重的腥味。张丽觉得收拾完鱼就该立刻扔掉，但母亲不肯。一定要把家里的垃圾全部塞进这个带腥味的袋子里，甚至要溢出来了，才拎下楼去扔。套垃圾桶时也是如此，为了防止漏水，母亲会把好几个不同颜色、大小不一的旧塑料袋一层层套在桶上。

张丽不喜欢这种脏乱的用法，自己花钱买了带抽绳的家用垃圾袋，口径大，一提就能扔。但母亲完全无法理解：「垃圾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

图源电影《寄生虫》

厨房也是同样的战场。只要外面有促销抽奖送东西，母亲就去领。张丽形容：「碗柜里永远有五六十个盆和碗，摞得跟博物馆似的。」家里一共才三口人吃饭，常用的碗不到10个，剩下的几十个就永远堆在柜子里。

除了碗，家里还囤着用不完的盆。比如几十年前的一个大号搪瓷盆。每年过年，家里会买条活鱼扔在水盆里。「每一年，这个盆就干这一个用，其他时候没有用。」

为了能让家里的东西少一点，张丽试图用钱解决问题。她直接对母亲说：「你这个能卖多少钱？我把这个钱给你，你不要去捡垃圾往家里搬了。」

但这种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在母亲眼里，这些东西只要没坏，就是有价值的。

这种囤积有时会演变成一场捉迷藏。在杭州，陈潜的房子有140平方米，父母有单独的房间。发现父母捡垃圾后，陈潜也找他们谈过，一开始很柔和，「最好不要捡，家里什么都不缺。」

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理解父母的做法。母亲的养老金每月一百多元，父亲年轻时当过兵，负过伤，按照伤残军人退役后，每月也才2000块，二老节俭得对自己都很苛刻。陈潜举了个例子，来杭州后，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出门找公厕去上厕所——觉得家里的马桶费水。捡垃圾，只不过是过度节俭的无数种体现之一。

听到陈潜的劝告，母亲点头，父亲不说话。后来，二老开始藏东西。但陈潜还是在父母的床下看见了几十双旧鞋。原本空荡荡的床底被塞得严严实实，那些鞋大小不同、颜色各异。为了不让儿子发现，老两口偷偷清空了床底，塞满了捡来的东西。

陈潜开始还觉得，是父母的钱不够用，经常给他们几千块钱生活费，后来才发现，父母根本不会花这个钱，全存上，继续悄悄捡东西。

如果说一些老人的囤积是出于匮乏时代的生存惯性，在杭州的70岁的老林，则是另一种囤积逻辑，他囤得最多的不是生活废品，而是「信息」和「过去」。

在他那间120平方米的房子里，客厅被几十个纸箱填满。这些纸箱里装的，是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试卷、作业本和草稿纸。老林没有给箱子贴标签，但他心里有一本账，哪一箱是哪一年的，他大致清楚。对他来说，这些「回忆」是绝对不能丢弃的资产。

除了「试卷山」，家里还堆满了老报纸、旧资料，以及那些已经坏掉、被他认为「修修还能用」的家电。客厅的电视坏了很久没修，旧空调拆下来也舍不得扔。储物柜早已被早年的旧物塞满，新的东西只能在桌子、钢琴、茶几上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