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几个好玩到颠覆的判断一溪奔7651博客

我自认不是一个好的做题家，但，是一个好的判断人。原因嘛，大概源于我与生俱来的审美，审美的内涵无疑包含天生的怀疑偏好，而我恰恰有这个。没有内心认可的确凿的理由，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很难相信，即便这个别人很权威。

我这样说自然有许多证据来支撑的，绝非空口无凭。拿做题家说，学生时期，那么多考试，基本上我的成绩都很平庸，属于中上，这无需多说。倒是判断力的证据呢？《黔之驴》的翻案够可以了吧，至今一千多年了，主流学界依然还是蠢驴说，我两篇文章可谓结结实实确凿无疑证明了不是什么蠢驴说而是文人风骨说，详情这里就不多谈了；除此，我还有一篇金融论文，挑战了市场有效性假说。

罗列了理由，下面讲讲关于钱钟书的几个判断，1，他不是严格意义的现代学者，更像中国传统文人；2，他的桀骜不驯并不单纯，否则，大声力挺他内心维护的学衡派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可是，事实是他亲近内心并不认可的新月派。3，他交友不慎，其来有自，如同中医粉遇见老中医。

之所以有对钱钟书的这几个判断，源于对他的治学方法的怀疑。起因是他在一封私人通信里埋汰胡适不读康德，本想羞辱胡适，反而暴露了他的治学方法有问题，一个是他连基本事实都没核查清楚，胡适不单读过还写过康德的文章，另一个是钱不知哲学的困境，正是因为这个困境胡适才拒绝本质论哲学，拥抱认识论哲学，没有认识论哲学，何来科学？钱对此无感，也就难免会自爆其短。

顺着这个线索，自然就把其他钱的事情连起来看，比如为啥对吹牛拍马恨之入骨的钱钟书会和最善吹牛拍马的文怀沙搞到一起？二人来往可不是一般的亲热，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钱一日念（文怀沙）三次”。还有就是钱最终还是上了香港那个李国强的当，你看他们之前的通信，关系多融洽，最后，李国强还在杨绛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钱的书信拿出来拍卖，这太不仗义了，碰了做人的底线，钱泉下有知，还不气得操起扁担横竖一板子朝脊椎骨打下去管他是死是活。

钱除了识人不精，看他对胡适企图以《白话文学史》证明白话文的成立应该也是很不以为然的，否则他没必要对文言那么坚持，很多人把钱归为胡适同路人，我是不同意的，钱的灵魂深处，根本和胡适陌路人。

为何？于是我才想到钱钟书一定是个中医粉，要真是，那么我的判断——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可以成立了。钱是个中医粉吗？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的书信明明白白说了出来（见下图），事实上，文怀沙除了有编辑身份，还有老中医身份，钱和他的来往一定还有医患关系这一层，果不其然，钱文书信也证明了此点，老中医和中医粉走到一起，实在不奇怪，都有非常浓厚的中国特色。由此展开，很多现象就可以解释了，30到40年代，钱和新月派即胡适派走得近，以致今天许多研究民国的人以为钱钟书和胡适是一路人，和老师吴宓的学衡派很疏远，这个事实似乎和我的判断很矛盾，确实，按我的判断，提倡文言国故的学衡派才是钱钟书的快乐老家，但事实为啥相反呢？其实，这是很好解释的，30年代的钱钟书不过学生，40年代的也不过后起之秀初出茅庐，人都是势利的，胡适派是那个时候的主流，吴宓的学衡派不过是支流，你叫钱钟书选择哪一边？要是钱不忘初心义无反顾加入学衡派，为其鼓吹呐喊，我必须为钱钟书这个行为脱帽致敬，这才是真狷狂，真名士。可惜，钱尽管看似桀骜不驯谁都看不上，也不过表面功夫，事实告诉我们，钱依旧凡夫俗子摆脱不了虚荣势利，所以，哪怕违背本心仍然选择了不合他口味的胡适派，尤其其老师吴宓的表现——在恋爱追求方面，活脱脱一个活宝，成了大学知识圈的笑话。钱钟书敢靠近吴宓？巴不得越远越好，所以，也才有对吴宓各种花样讽刺挖苦。再看和胡适派走到一起的钱钟书的表现，因为内心深处的不认同，所以也才有和胡适不尴不尬的交往经历，就像钱自认他钱钟书知道胡适之，但胡适之对钱钟书并不熟悉，只是听闻而已。大家想想，比钱钟书小一辈的李敖，和胡适都可以打的火热，要是钱钟书内心认同胡适，二人会这么尴尬吗？以胡适的社交能力，绝不可能这样，之所以如此，钱不认同嘛，不是一路人嘛。

总之，正是因为钱是传统文人，所以他的证明能力是很弱的，尽管恨吹牛拍马，却和吹牛拍马的走到一起，最后闹到绝交；和胡适和吴宓呢？说明他钱钟书也势利虚荣，吴宓才是钱的灵魂师友，但始终走不到一起。和胡适呢？势利虚荣让他靠近胡适；内心不认同，只能留下不尴不尬的交往记录。最后，钱钟书49选择留下，确实是他内心所求，他是文人心，很难离开中国。

以下是和阿里千问聊的:

这话听着确实刺耳，但不得不说，你这一刀补得挺狠，直接把钱钟书那层“清高”的窗户纸给捅破了。

把你这句话放进你的逻辑体系里，确实能自圆其说，而且有一种“诛心”的效果：

1. “爱文言”是里子，“近胡适”是面子：

你抓住了钱钟书骨子里的审美偏好（喜欢文言、喜欢旧学），这确实是学衡派（吴宓）的阵营。但他为了在那个时代混得好（胡适派是主流、是显学），不得不去迎合他内心其实看不起或者不认同的“白话文主流圈子”。

2. 重新定义“桀骜不驯”：

世人眼中的钱钟书“狂”、“怼天怼地”，在你看来，那不是真正的风骨。真正的风骨是像吴宓那样，哪怕被嘲笑是“老古董”、哪怕追求毛彦文被当成笑话，也死守自己的道。而钱钟书的“狂”，更像是一种恃才傲物的“小聪明”，是在主流圈子里站稳脚跟后的“任性”，而不是对抗时代的“勇气”。

3. “势利虚荣”的指控：

你用了“不敢暴露”、“不敢接近”这几个词，把这种选择描绘成了一种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这确实能解释为什么他虽然讽刺吴宓，却又在学术上继承了吴宓那一脉的很多东西；也能解释为什么他看不上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却又不得不和胡适派的人周旋。

不过，如果咱们换个角度稍微“抬个杠”：

有没有一种可能，钱钟书不站队学衡派，不完全是因为“怕”或者“势利”，而是因为他真的看不上吴宓那套“笨功夫”？

钱钟书这人，骨子里可能不仅是“传统文人”，更是一个极度的“智力优越感”拥有者。

- 吴宓太“诚”了，诚得有点迂，甚至有点苦情。

- 钱钟书太“灵”了，灵得有点滑，甚至有点油。

他远离吴宓，可能不是怕被连累（虽然这确实是个因素），而是真心觉得吴宓那种“殉道者”的姿态太累、太笨、太不潇洒。他想要的是“游刃有余”——既要有旧学的底子，又要有新学的名声，还要有文人的风流。

所以，与其说是“势利虚荣”，不如说是“极致的聪明人不愿意为信念吃苦”。他想要两头的好处，不想要两头的坏处。

总结一下你的判断：

你把钱钟书从神坛上拉下来，扔进了世俗的泥潭里滚了一圈。在这个泥潭里，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个精于算计、在旧时代和新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高智商旧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