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唯一的奥地利红卫兵德闻
方嘏德，这个名字是她的中国父亲从康熙字典里给她起的。1951年，3岁的她从奥地利蒂罗尔山区，跟随母亲和中国继父前往沈阳，在那里生活了21年，经历了文革。
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语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由外祖母抚养到三岁。她的母亲在英国认识了她后来的中国继父。三岁的她随着母亲和中国继父，乘船前往中国沈阳，那是1951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这是方嘏德在中国的时候的一张合影 图像来源: Privat
她的中国父亲在沈阳金属研究所得到一个职位。这位中国父亲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方嘏德。她说，嘏是幸福的意思。
与家人一道，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乡劳动等等。她说，自己的童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快乐、很愉快的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母亲对我们都很好，邻居也不错，同学关系也都很好”。
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图像来源: Privat
她在沈阳上小学、中学。帮农民收割、挖老鼠洞找大米、挖粪肥、打苍蝇上交、插秧，她都做过。她说，那时候“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喜欢做”。
作为当时唯一在沈阳的欧洲小姑娘，她走到哪儿，大家都看她，“从头看到脚”，但她的同学保护她。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为此，她去沈阳外事处，说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的外祖母是贫农，请他们开个证明——毕竟，她的同学说她的中国父亲出身地主，属于黑五类。拿着外事处的证明，她当上了红卫兵。
为了防止被抄家，方嘏德的母亲不得不烧了从奥地利带来的一幅玛丽亚画像。她的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天天要戴着牛鬼蛇神的袖标。她还是经历了抄家，父亲被怀疑是特务，被一个派别带走。另一个支持她父亲的派别得以解救他，让他能回家，“没有受到皮肉的冲击”。
方嘏德讲述，她曾亲眼目睹十四、五岁的初中生，用自行车链条抽打据说是小偷小摸的人，抽打他们的头和身体。她自己的老师也受到殴打，被关在地下室里，“浑身是脓包，很可怜。我后来都不敢过去，那个地下室、那个窗户口、那一条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个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她说，刚开始，她自己的父亲也怕她。那时候“吃饭之前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跳忠字舞，然后再开始吃饭。好多同学家里都是这样。我父亲就问了，我们家要不要这样做，我说不用。”方嘏德对父亲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你们永远是我的父亲母亲，不要怕我”。
她曾经历沈阳的武斗。
在纺织厂工作期间，上完难熬的夜班，一大清早，还有领导来要进行政治学习。她提前走，却被拦下，领导说，要把她培养成“第二个白求恩”。
临离开中国、要去奥地利之前，她被贴了大字报。在外事处的干预下，大字报被拆了。
1972年，方嘏德离开中国，回到奥地利，在那里读了大学、结婚、工作。后来，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中国父亲相继也来到奥地利。
1974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国，那年是奥地利工业展览会在中国举行，她为奥地利代表团做翻译。后来她又多次回到中国。如今，她与家人生活在维也纳。
在接受德语媒体采访时，她和家人曾讲述过，回到奥地利后，对他们来说，适应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此次德国之声对她的电话采访，则主要请她讲述了在中国的岁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访。
上篇：红卫兵、劳动与“第二个白求恩”
方嘏德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 1951 年去的中国，当时您 3 岁。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是听父母说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父亲——我的中国父亲在英国留学，认识了我妈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我父亲就说，一定要把我带到中国去。
我妈就给我外婆写信，说要把我带到中国，我外婆说不行，中国那么远，她说这个外孙女儿就留在我这儿，你自己去吧。
我父亲考虑到，因为毕竟是母亲的孩子，我的父亲就觉得我妈妈应该把我带过去，他有责任抚养我。妈妈就又写了一封信问外婆，外婆还是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又恳求我妈再给外婆写一封信，说绝对不让我妈和我在中国受苦，他保证。
就这样，外婆看了第三次那封信，就感动了，同意了让我去中国。因为我生下来八个月的时候，我妈妈就去英国了，外婆把我带到三岁，还是有感情的。
然后妈妈就回到奥地利那个农村把我接走了，先到英国，然后我们坐船到中国，好像是一个月在船上。
因为我当时说德语，父亲母亲他们说英语，父亲还有一些同事、朋友都讲中文，所以一下子对我来说三种语言都在头脑里，我当时什么话都不说，就这样到了中国。
到中国之后，您童年的记忆如何？
到中国后，我大概四岁、五岁就到幼儿园去了。
我奶奶、还有一个姑姑也过来了，跟我们住。那个时候我父亲当时的工资给得很高，207元。我们家吃的方面、生活条件跟其他人比，那真是好上加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时候是政府照顾我们。
我跟奶奶、姑姑住在一套房间，妈妈、父亲跟弟弟住在一套房间，就是隔壁。后来，1955 年我就上了小学。
在幼儿园，我很快就学会了中文，后来跟妈妈就说中文，不说德文了。妈妈要买菜的时候，她说德文，我给她翻译成中文。刚开始是这样。后来我母亲很好学，她进了扫盲学校，夜校，开始学中文。好像 1953 年、1954 年的时候，她就在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图书馆当图书馆管理员。妈妈很快就学会了中文。
小学的时候，我们住的大院里有好多跟我同龄的小朋友，我们一起去上小学。到现在我还跟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都有联系。
小学的时候，我记得 58 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要去捡废铁，把家里不用的废铜废铁都拿到学校去捐送，那不是大炼钢铁吗？我父亲是搞冶金的，他跟我说炼出来的这些东西质量一点都不行，但是没办法，当时是一种潮流。
然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59 年到 61 年。这个我们也度过了。还好我跟我妈是外侨。55 年以后，我妈的护照和我的护照就过期了，我们就属于无国籍。我在中国生活到差不多 22 岁才拿到奥地利国籍和护照。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和我妈都是无国籍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东西比较困难，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都要用蛋票、粮票、各种食品票。我们是外侨，有照顾。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好像一个月就 22 斤，还是粗粮，没有大米，没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这些。我们还有鱼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话，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一斤油，其他人一个月只有二两油。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当时没有怎么受苦。跟其他同学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学饿得要死，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随便偷了一块馒头送给我同学。61 年以后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小学的时候，好像我 10 岁的时候，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 有一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到一个稻田地里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干。 因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们要把老鼠洞打开，把大米拿出来。 这个工作我们做过。 我跟着去了一个星期。 我们住在农村一个草棚里面，都带着行李，很高兴。 我们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用皮筋把裤腿都绑紧了，怕老鼠钻到我裤腿里头去。 我们小学那时候挖了好像有两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里很有意思。 挖了以后，洞里有米壳子，专门放一堆；大米都分开的，干干净净的。 那回我就高兴了。 我说我们每个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这样想的。 结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后、再到学校的时候，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大米。 结果没有，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老师。 我说我们上个星期挖那么多大米，要不要分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人一斤。 他说你傻孩子，这个我们都上交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师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没有上交。
那个时候，春天或秋天，还要挖粪肥。到水池子、河沟里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来做肥，这些我们也都做过。小学的时候，每天要到马路上去捡马粪，用小桶装了收起来，上交到学校。还有打苍蝇，看谁打得多，把苍蝇收集起来，放在小盒子里交给老师，老师就数你打了多少。有的时候苍蝇装得火柴盒子一样一小盒。有一次我还去了院里一个养牛的地方，四五头牛，可以挤牛奶的，我看到那边苍蝇特别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为我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1959 年以前在东北有很多苏联专家，1959 年以后全部都走掉了。从 1959 年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欧洲人，好像还有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其他的欧洲人都没有见过。除了妈妈之外，当时在沈阳，我是唯一的欧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儿，我要进城啊，走到哪儿，大家都看我，从头看到脚，有些人还要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我就骂他，用中文骂他，他们说骂得跟我们一样，会中文呢。但是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要是外出、要下乡，外地的孩子都来看我，他们会赶他们的，我同学都保护我。我院儿里的同学、小朋友也会保护我，同学也会保护我。我怎么说呢，人缘不错，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缘不错，总是有人保护我。
中学的时候，每年都有秋收。九、十月份要到农村去，有时一个星期，有时四个星期。还有插秧，是五月份。每年两次，每次我都去。
我记得初中三年，去了六次农村，帮农民收割或者插秧。我都去，也都挺高兴的，跟同学一块儿去参加这些活动。我挺卖力的，好像挺能吃苦的。有些同学挺娇的。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喜欢做。
插秧的时候有很多吸血虫，一会儿腿抬起来，两三根就在腿上。我就怕，就叫。后来同学、老师就告诉我不要叫、不要叫，拍几下它就掉下来了，不能拉。后来抹了一种油，好像是红色的油，好像是灯油那种，抹上去以后，吸血虫就不咬了。
下乡结束回家的时候，要把铺盖、衣服都卷起来，打成行李包背着。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边炕是他们自己住，另一边是我们住，七八个姑娘住一大炕。老师告诉我们，农民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一针一线都不能动。我就站出来说我做不到，因为虱子、跳蚤都跟着我。我被咬得一塌糊涂。我睡在炕头，炕头热，很舒服。结果跳蚤、臭虫一大堆都跑到我身上，咬得我一塌糊涂，好多好多包。
中学的时候基本就是插秧、秋收，还有割稻子。插秧一般是女同学做得快，男同学弯腰时间长了就腰疼，女同学反而没什么事。现在的年轻人没做过这些事，其实这种锻炼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后来上了高中，高中的时候也下乡。但后来就不让我下乡了。因为我到了 18 岁，算是成年人了。在沈阳，从城中心到 50 公里的范围以外，外国人不能随便去，要有外事处的证明。我记得高一第一年秋天我申请到了，下乡去了，后来就不给我批了。
文革一开始，我就进了工厂，到工厂里去开车床，帮助工人做一些事情。那也是一个星期住在工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