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车走出的男人,缔造春秋首霸历史上的那些人儿
他差点一箭射死未来的国君,国君却叫他“仲父”
那一箭,偏了。
箭头钉在衣带钩上,“叮”的一声。管仲手一抖,马背上的年轻人应声倒下。他远远看了一眼,确认目标倒地,掉转马头,带着三十乘兵车飞驰而去。
他不知道的是,车马扬起的尘土还没落定,那个“尸体”就翻身爬了起来,快马加鞭,抄小路奔回了齐国。
几天后,管仲成了阶下囚。他跪在囚车里,被从鲁国押往齐国。等待他的,是一个必死的结局——他刺杀的那个人,叫公子小白,现在已经即位,成为齐桓公。
囚车进了齐国边境,有人拦住了车队。
是鲍叔牙。管仲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鲍叔牙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让管仲洗浴更衣。然后,说了一句话:“你想不想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
管仲愣了一会儿。他想起那天在囚车里,为了催役夫赶路,自己即兴编了一首《黄鹄之词》,让大家边走边唱,两天的路一天半就走完了。
那时候他想的是——早点到齐国,早点死。
现在,活路突然开了。
后面的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齐桓公不但没有杀他,还拜他为相,尊称“仲父”,把军政大权全交给了他。此后四十年,管仲把齐国从一个内乱不断的二流国家,治理成春秋第一霸主。
孔子后来说了一句话: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恐怕都得披散着头发、穿左衽的衣服,沦为蛮夷了。
但也是这个管仲,被人骂了一辈子——不忠,贪财,怕死,僭越,奢侈。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一、颍水边长大的穷小子
管仲生在颍水边,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到他这一代,家道已经败光了。少年丧父,跟母亲相依为命,穷得叮当响。
为了活命,他什么都干过。
做过小商贩,当过兵,给人当过狗盗。后来他自己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
穷的时候跟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总多拿一点。
旁人都骂他贪。
鲍叔牙替他解释:他不是贪,是家里太穷了。
他去当官,三次被罢免。
有人说他没本事。鲍叔牙说:不是没本事,是没遇到好时机。
他去打仗,三次临阵脱逃。
有人说他怕死。鲍叔牙说:他不是怕死,是家里有老母亲要养。
管仲后来叹了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就是“管鲍之交”。
一个穷困潦倒、被人戳脊梁骨的年轻人,身边始终站着一个人,替他挡着所有人的唾沫星子。
没有鲍叔牙,管仲活不到后来。
但他年轻时不光有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在底层混了太多年。
他走遍了齐国乡野,亲眼见过百姓怎么过日子,知道粮食多少钱一斗、盐巴多少钱一斤、市场上的奸商怎么坑人、衙门里的小吏怎么欺压百姓。
这些经历,后来全部变成了他的治国账本。他跟后来的那些书斋里出来的士大夫不一样,他的知识是从泥里摸出来的。
二、那一箭射偏了,命运也转了弯
齐襄公末年,齐国朝政烂透了。
管仲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两边都在等一个机会。
公元前686年,机会来了。齐襄公被杀,君位空了出来。
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同时往回赶。
谁先到,谁就是国君。
管仲主动请缨,带三十乘兵车在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截杀小白。他远远张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衣带钩。
小白应声倒地,装死。管仲以为得手,回去报信。公子纠的队伍放松了警惕,慢悠悠往回走。小白已经日夜兼程赶到齐国,即位为君。
管仲被押回齐国那天,天很冷。他坐在囚车里,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到了堂阜那个地方,鲍叔牙已经等在路边了。他让人打开囚车,去掉刑具,给管仲换了干净衣服。
然后告诉他:我跟齐桓公说了,如果你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我跟他列了我五样不如你的地方——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立于军门让百姓皆加勇。
桓公答应了。
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以最隆重的礼节见了他。两个人坐在祖庙里谈天下事。管仲说了一段话,成为他后来四十年的施政总纲: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仓库里粮食满了,百姓才知道什么是礼节。穿得暖吃得饱,才知道什么叫荣辱。
齐桓公听完,心悦诚服。拜他为相,尊称仲父。并交代了一句话:“国家大政,均由仲父裁决,不必启奏寡人。”
用人用到这个份上,历史上没几个。
三、不造反,但把所有牌都洗了一遍
管仲掌权之后干的事,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全面改造。政治、经济、军事、人事,一张牌一张牌地翻。
政治上,他搞了一套叫“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把国都及近郊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十五个士乡、六个工商乡。农民不住在国中,而是住在边远的“五鄙”农村地区。士、工、商住国,农住鄙,各居其地,互不混杂。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四民分业定居”——士、农、工、商各住各的区域,父子相袭,世代做同一行。听起来像把人绑死了,但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这种制度稳定了社会结构,让各行各业都有人在专心干活。
基层管理上,他建立了迄今为止最严密的层级: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政令从国君发出,能一路传达到每一家每一户。高效得不像春秋时代的产物。
经济上,他的操作更狠。首先是“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征收不同比例的实物税。地在河边、土肥水美的,多交;地在山坡上、贫瘠干旱的,少交。这政策一出来,农民的种地积极性被彻底激发,齐国的粮食产量猛增。
然后是“官山海”。盐和铁,由国家专营。齐国靠海,产盐。管仲把盐业收归国有,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盐这东西家家户户离不了,需求没有弹性。国家垄断之后,等于向全国每个人征收了一笔隐形的盐税。同样的还有铁——农具兵器都离不开铁,冶铁业也由国家控制。这两项收入,让齐国财政宽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老百姓感觉不到自己在被征税。“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他在齐国设立了“轻重九府”——历史上最早的类中央银行。丰年收购粮食囤起来,灾年抛售平抑粮价。国家手里有储备,市场上就没人敢哄抬物价。统一货币,铸造标准化的刀币,让商品流通更顺畅。还规定关市只征一次税,不重复征税,税率极低,外商来了还管吃管住。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全天下的商人都涌到齐国来做生意,临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齐国“粟如丘山”,粮食堆得像山一样高。
军事上,他搞了个“寓兵于农”。十五个士乡平时种地,战时每户出一人从军。这些人都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熟悉。管仲说这种军队的好处是:“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晚上打仗听到声音就知道是自己人,不会乱;白天打仗看到脸就认得,不会误伤。加上农闲时集中训练,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极其恐怖,凝聚力远超临时征召的散兵。军费还低得惊人。
人事上,他首创了“三选法”。第一选是乡长推荐优秀人才,第二选是分配到衙门实习后由长官推荐,第三选是国君亲自面试选拔。这套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垄断,让平民子弟有了上升通道。他不看门第,只看本事。
管仲的用人标准很硬:“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品德配不上职位的、功劳配不上俸禄的、能力配不上官位的,这三种人留着是国家的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