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访华前夜，美国对华“操盘手”集体换血文化纵横杂志

【导读】当傅高义、芮效俭、兰普顿等老一代“中国通”逐渐淡出，一批更年轻的新面孔正在美国对华政策圈崛起。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亲眼见过冷战，在21世纪才开始研究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飞速增长、政治体制独特、敢于与美国正面竞争的中国，而非那个改革开放初期渴望融入世界的国家。于是，一个根本性分歧浮现：老一代坚信“接触”政策虽不完美但卓有成效，新一代却断言“接触”已经彻底失败。前者强调合作共赢，后者主张以“竞争”甚至“取胜”定义对华关系。

在这篇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的最新研究中，作者蔡泓宇系统梳理了20位代表性新生代“中国通”，将他们划分为“秩序内共存派”“秩序内致胜派”“秩序间共存派”“秩序间致胜派”四个阵营，揭示了他们与老一代在“中国威胁论”、对华策略等关键问题上的深刻裂痕。

更重要的是，这批新生代学者正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影响国会立法、塑造舆论环境，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际“操盘手”。读懂他们的立场与分歧，才能真正预判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代际转换及政策影响

自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辩论。伴随这场辩论的，是美国学界“中国通”出现的代际转换(GenerationalShift)现象。一批持更强硬立场的新生代“中国通”逐步崛起并开始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本文重点关注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立场及其与老一代的差异，分析造成差异的动因，讨论其政策影响，为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势提供参考。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立场及阵营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在概念界定上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新生代”，即本文研究的这一批学者要与老一代学者区分开来。判断一个学者在代际上是“新”还是“老”的标准是其开启职业生涯的时间，本文将2001年及以后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定义为“新生代”，理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该事件代表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顶峰。老一代学者在2001年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高峰期或下行期，而新生代学者通常刚刚开启职业生涯，这种入职的时间差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对“接触”的看法。

第二和第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学界”和“中国通”。“学界”主要指的是当前和曾经在美国高校或智库等机构工作的学者或专业研究人员。而所谓“中国通”，本文认为应当包含两类人：一类是专门从事中国国别研究或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另一类是关注战略、安全和经贸等功能性或政策性议题的学者，但他们往往优先关注中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或行为，以及中美两国围绕这些议题展开的互动。上述两类人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政府任职的经历，仅有部分未曾在政府任职的“纯学者”。

表1列举了在上述标准下筛选出的20位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代表人物。根据这些新生代学者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目标和手段上的立场差异，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以下四个阵营。

(一)秩序内共存派

秩序内共存派将与中国“共存”视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提倡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内，并通过秩序本身对中国施加约束与限制，同时提倡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引导中国对美合作。这一派别的代表性学者包括白洁曦、何瑞恩、金沛雅、葛维茨、韩美妮、林洋和麦艾维等。

白洁曦指出，美国应接受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国家同时存在，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应落入盲目反对中国的陷阱。对于美国而言，好的政策应当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而非削弱中国的利益或优势。何瑞恩认为，正确的美国对华战略应当是维护一个“能够保障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应包含而非排除中国，其目标是让中国意识到，如果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就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广泛认可。林洋认为，美国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对华竞争，在提升盟友关系与增加军事投入的同时，要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扩大与中国的民间交流，鼓励更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韩美妮将“正确的美国对华战略”概括为“限制、利用与竞争”，即限制中国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增强美国与中国长期竞争的能力。金沛雅指出，美国应当维持一种持久的美中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让两国在竞争中保持克制，利于美国的繁荣与发展；而实现该目标则需要美国超越当前僵化的竞争模式。总的来看，他们基本都支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对华接触，或者追求一定程度的对华合作。

(二)秩序内致胜派

秩序内致胜派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应当以“取胜”为目标，而“胜利”的结局通常是推动中国的治理方式发生彻底改变。在手段上，这一阵营仍然强调中美在现有秩序内展开互动，通过强化美国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来对华施加压力，同时维持与中国的必要合作，进而等待中国内部发生变化。扎克·库珀、哈尔·布兰兹等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

库珀和布兰茨认为“竞争性共存”的概念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对中国改变其政策仍然抱有期望，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国的政策就不会软化。同时，“竞争性共存”期待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却将该秩序视为对自身生存的根本性威胁。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应当是推动中国国力衰落或转变政治体制，进而丧失与美国博弈的能力。但库珀也承认对中国实施政权更迭将带来很多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即在中短期内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以规避风险，同时等待中国在未来发生根本性变革。该目标能够确保美国不必在“推动政权更迭”与“与中国共存”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同时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在两国互动方面，布兰茨和库珀强调，美中竞争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能否争取到“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而将中美双边竞争转化为多边博弈。他们将这种手段称为“集体施压”(CollectivePressure)策略，其核心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下通过组建广泛的联盟对中国施加集体压力，削弱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这种策略的优点在于，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的实力变化或“挑战”现行秩序的程度，通过调适其与盟友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动态调整对华施加的压力，同时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预留空间。

(三)秩序间共存派

秩序间共存派同样认可中美两国的“共存”无法回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但是该阵营普遍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两种国际秩序的竞争。他们强调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手段已经不再奏效，因而应在秩序层面对中国展开竞争、进行压制。这一阵营的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杜如松、伊莱·拉特纳、柯伯吉、梅慧琳以及秦江南等。

关于中美竞争的本质，杜如松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决定国际秩序性质的秩序竞争。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军事同盟、经济机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等现有国际秩序的要素感到不满，并着手在这三个领域削弱美国主导的秩序。拉特纳提出，中国崛起的后果是世界上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所谓“非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其特征包括由中国军事力量支配的南海和东海、地区国家不敢反对或质疑中国的偏好、中国取得对区域多边机制的议程制定权、中国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等；这种秩序对美国而言是破坏性的。

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以及手段，杜如松认可中美应当“共存”，但这种“共存”不取决于中国内政状况或者美中关系态势，而是要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共存”。但是，中国的规模优势可以让其凭借卓越的工业能力、技术创新和军事实力来主导“共存”的条件，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应当最大程度地发挥联盟体系的规模化优势，与中国争夺“共存”的条件。柯伯吉也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中美关系将长期竞争与敌对的事实，但仍然可以通过形成足够的实力均衡来避免冲突并管理中美关系。在柯伯吉看来，美国需要提升亚洲地区的优先性，将军事资源集中至第一岛链内，为盟友构建足够的防御能力，打消北京企图瓦解美国联盟的念头。秦江南提出，美国应该避免损害联盟关系的单边主义外交，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同时不要过早地与中国展开高层外交，也没有必要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梅慧琳提出，中国的目标是将美国赶出“印太地区”并确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同时在全球与美国抗衡。对此，美国应该专注于提升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捍卫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投入更多资源来支持盟友，最终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伙伴。

(四)秩序间致胜派

秩序间致胜派在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上强调“取胜”，但在手段上更加激进，强调从国际秩序层面对中国进行孤立、排斥和对抗。博明、马修·图平等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

博明提出，中国长期以来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社会”的特点而发动“政治战”，其特点是旨在渗透并颠覆竞争对手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息战和影响力行动，重点是对外国精英实施“统战”工作。图平认为，对中国而言，巩固国内政治安全的前提是重塑国际秩序。

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博明等人指出，美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管控竞争，而是必须在竞争中取胜。这种胜利意味着中国将放弃谋求战胜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人民可以自主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手段，博明提出，美国需要主动在中美关系中制造“摩擦”，包括一些强硬的言辞和政策。这些言论和行动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美国可以通过这些“摩擦”明确告诉中国何种行为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图平基于成本和可行性两个变量对四种对华策略进行了评估，认为“政权更迭”和“美国妥协”的成本过高，而“说服中国”已经失败，因此剩下的唯一选项是“与中国彻底脱钩，并建立一个孤立和排除中国的国际经济体系”。可以看出，这一阵营的学者持有一种更加极端的中国观。

▍美国学界新、老“中国通”的立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