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失败的自救：我所经历的真实的大厂北青深一度
2023年夏天，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将近四年时，张小满经历了第一次“裁员”。
一名程序员远眺深圳这座城市 ｜ 受访者供图
虽然所有与她沟通这件事情的人都在极力避免把这次不续签叫做“裁员”，只是解释为“出于业务发展的需求”，但这依旧难以抵消她在那一刻的痛苦。在大厂的一千多天里，她投入了很多时间、情感和精力，试图去发挥自己的特质，融入体系，但得到的评价却是：一只“长板太长，短板太短”的会漏水的水桶。
张小满觉得自己像一个废品一样被系统踢了出来。“为什么是我？”没有人真的能去解答她的困惑。可她自己“心里过不去”，不能让那四年的时间轻飘飘地翻篇了。
解决困惑的办法是写作，这是张小满一直以来的方式。2023年，她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如果说那时的写作对她而言是一种在上下班地铁上、休息的时间里暂时逃离大厂世界的精神出口，那这一次写作大厂的经历，则被她视为一种对自身处境的回望与探索。
在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名叫《大厂小民》的书里，张小满试图去看清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高度系统化的现代职场中，“小民”们是如何在个人价值与“工具性”之间来回拉扯的。当一个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却难以获得对等的个人价值上的满足，或者说，那种价值感对应的仅仅是到手的薪水时，那个极具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在这本书里，张小满写道：很多大厂员工都会以自我贬低的方式自称为“打工人”“吗喽”“干饭人”“牛马”。在她看来，这种自嘲的背后，是一种无法被准确言说的痛苦，而这痛苦往往一经比较，便会显得矫情——毕竟你拿着高薪，出入水晶宫殿般的高楼。因此大家也只是调侃它。
张小满想把这种缠绕着自己和许多人的痛苦讲述出来，她想知道过去在大厂的四年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想知道一个小民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种拉扯？在一些小民身上，她曾看到个体对“工具性”和“被异化”的抵抗，看到他们的反思和自省。她也在回望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在当时那片焦虑迷雾中出于本能所做出的抵抗，比如说，尽可能地记录和写作，与人建立真诚、深刻的连接，又或者说，午休时，她在办公室里看费兰特的《新名字的故事》。
以下根据张小满的讲述整理。
《大厂小民》在2026年3月正式出版
2023年8月10日，领导叫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公司不再跟我续签了。
虽然我有预感会被裁，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得知这个结果时，身体还是有很强的痛苦的反应。我开始胃痉挛，痛到腰直不起来。
当时被告知会赔给我一笔钱，但我没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种从大厂“领大礼包”的开心。我感觉到强烈的物质属性——自己被一个系统买断，然后像一个废品一样被扔掉。
我也很迷茫，那时我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出版，接下来要赶紧去哪里找工作？要怎么解决我未来收入的问题？我的秩序被打破了。
这种痛苦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忽视。自己投入了很多情感、很多精力在这份工作里面，但工资也没有涨，最终还是被踢出来。这会造就一种“受害者心态”——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回报？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是因为我是小组里唯一快到35岁且已婚未育的女性吗？
没有人会直接给我一个答案。大厂很体面，HR会说，这不是裁员，也不是变相裁员，跟你是不是女性也没有关系，更多是出于业务发展的需求。她也会宽慰我：“你追寻这个结果没有意义。”
当时是有很多情绪缠绕着我的，也有很多困惑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那四年的时间不能让它轻飘飘地翻篇了，我心里过不去。
谈完话出来后，我就决定要把这些写下来。
一直以来，写作都是我探索自我的方式。我想知道，过去四年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想知道我当时在大厂的位置是怎样的？我在遭遇什么？我是如何在心理上消化这些东西的？我也想探索那个时候的大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它是怎样一个系统？我的同事们如何适应这个系统的？我们彼此的命运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很多员工最初加入大厂时，都会有心理准备，觉得自己是可以去参与那种强烈的竞争的。当时的我也觉得自己能在大厂里干一番事业。大厂对我的诱惑是从招聘岗位里提到的“人物专栏”开始的。之前我在做媒体记者，我对人有兴趣。除此之外，对我而言大厂还是一个更有未来感和创造力的地方。
2020年2月中旬，我接到了这家大厂的面试邀请。在经历了六轮面试、一次岗位变动，以及后续的数次面试之后，4月中旬，我终于收到了录用通知。
这个曲折的面试过程激发了我的好胜心，让我极度渴望抓住什么。在找到大厂的工作后，我松了一口气，像是找到了“岸”。当别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时，我会很自然地说，“X厂”。一种极简的身份识别。
我所在的部门处在大厂的非生产链条，不创造商业利润。在大厂被称为“中台”，存在的价值是支持。我做的是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
大厂一直在变化。我在大厂其实没有做过最初应聘的岗位，一上来是做项目传播和运营公号。我被分配的第一件要独立完成的事，是写一篇项目上线的新闻稿，提供给媒体使用，并且还需要去“创造”一个新闻——帮合作方以及公司老板各写一段项目评价。
我那时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用农民的思维去思考项目的传播价值——总关心手中的这个瓜好不好、甜不甜，其实更应该在乎怎么把这个瓜卖出去，出一份漂亮的成果总结。
运营某业务的官方账号时，最常做的是写公号文章。有一次，我得到的评价是：“你的稿子原创性太强。”我哭笑不得。领导希望我学会“多线作业”“十指弹琴”，而我自己的心态更像是好好学生，做的很多事情吃力却并不讨好。
我还没转正时，遇到了大厂里常见的组织架构调整。但与此同时，我依旧很难适应这个系统。我还是在做一堆琐碎的事，接受各种需求，一眼望不到边。一些同事正在甩掉原来的工作，紧跟新形势，从老板释放的信息中获取有用的部分，找到正确的事。事实上，及时扔下旧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厂的工作节奏，而不是固守一片森林。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经常在心里问：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我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工作。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没有向老板汇报的新成果。不止一个同事提醒我，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项目。
我试图抓住机会，但无一例外，要么夭折在汇报中，要么因为业务配合阻碍而不了了之。当时我有一种在现在看起来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能做擅长的事，默默无闻也没有关系。但在大厂，你总要去证明自己做的东西对公司有价值，否则它的合理性就会被挑战，紧接着引发的便是个人的职场危机。
短暂的迷茫期之后，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内容创新项目”，做内容编辑和运营。我擅长连接人，像创造深度内容、做书这些事情都是我有兴趣的。创新项目刚刚进入正轨不久，我进入大厂后的第一次考核开始了，作为小组唯一的新人，我拿到的是工作以来第一个差绩效。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受访者供图
面试时，我曾被告知大厂考核压力很大，有末位淘汰制。一旦被打低绩效，不仅影响年终奖，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晋升，这都直接关系到钱。
在大厂，大部分普通员工的工作节奏都由考核的节奏来决定。每到考核节点前两个月，大家都会拼命“卷”项目。我的同事江小渔曾向我坦陈过自己的两难之境：“我也预设过完美目标——这个项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又可以在体系内被认可。一旦我无法抵达这个完美目标，就会衍生出内在的焦虑，担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我们所做的内容项目需要在公共性和服务公司需求之间做平衡。在浓浓的焦虑中，我被要求越来越多的去服务业务需求。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如果缺乏公共性内容，读者就会用脚投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处在这样的拉扯里。
我努力去融入这个系统。在后来的考核中，我都是中间位置。但在大厂的人都有着持续的生存危机和焦虑感。这种情况下，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很容易在跟着这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快速被工具化。
初入大厂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的感知几乎只剩下工作和绩效。我们做的事情也曾经被上级的“金手指”点赞，这也让一直陷在证明怪圈里的我，松了一口气。但在考核结束后，我没有得到调薪机会时，也有被伤害的感觉，会觉得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工资都没加。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人要依附于这个系统。
我做的事很具体，组稿、改稿、编辑，类似种地。但这样的秩序与平静背后也隐藏着风险。在评价标准上，我做的事情很容易被替代，也经常遭受质疑。我几乎用强迫性的钝感，屏蔽掉这些，让自己专注，显得有些冥顽不化。
“我是一个必须要在工作中拿到积极反馈的人，可能有点像‘猎人’，你有点像‘农民’。一块地你可以种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对于我来讲，如果发现这地收成不好，我就不会干。”这是同事江小渔对我说的。
他还告诉我：“你抓住的短期机会太少了，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不现实。没有短期亮点，你熬不过去。你太认真了，这种认真有时让人害怕。”
我只想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做事。我会想：它招我的时候，招的也是我的长板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