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AI焦虑，又领先了看理想

一场AI大辩论正在越演越烈，公众讨论AI的时候，显然已经呈现出了多个派别：降临派积极拥抱AI，认为使用AI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技能，末日派则认为，AI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冲击甚至灭亡，怀疑派认为，以上二者都言过其实，AI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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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念也会影响人使用AI的频率，对AI作品的接受度。我们为何对AI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被自身的知识决定，被AI的“本质”决定，还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公众对AI的看法？

今天不谈AI，来谈一个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每个人如何看待AI。

从一份调查的反直觉数据切入

2025年关于AI的各种争论里，有一组数字几乎从不被一起展示，但可能是最重要的：同样询问"AI产品利大于弊吗"，83%的中国人回答是，80%的印尼人赞同，这个比例在泰国是77%，加拿大是40%，美国仅有39%，荷兰更低，仅有36%。

这是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的AIIndex2025版研究，基于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在32个国家做的23685份问卷统计而出。同一年，皮尤研究中心对25个国家28333名成年人的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分层——韩国对AI感到担忧的人只有16%，是样本中最低的；希腊接近50%，最高。

这种分布让"AI忧虑”、“AI监管"这种流通于英文媒体和智库报告里的叙事变得尴尬。世界不是一致担忧AI的。乐观在发展中国家密集存在，而怀疑像是北美西欧的特定文化。

这便是观察AI辩论时第一件值得审视的事实。当人们争论AI时，看起来在争论一项技术，实际上在争论自己的位置。可以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位置判断"——一个对技术的判断，在深层是对自己社会位置的判断。所以对AI有何看法，其实是在问——谁对AI的看法？

到底什么是社会位置的变量？这里有很多可能，首先是发展阶段。在一个需要跳跃式补足专业服务、医疗、教育的发展中国家，AI可能替代的恰恰不是本地的优质职业，而是填补本来就不够的供给。

一个印尼小镇的学生用AI辅导学习，替代的不是一个工资丰厚的教师岗位——那个岗位的就职者本来就不存在，在专业服务缺乏的国家，AI冲击较少。但北美西欧的中产、白领、创意产业正好坐落在当前这轮AI替代的轨迹上——美国应届大学生失业率2025年9月达到9.7%，欧洲入门级岗位份额2025年第一季度比5年均值低45%。以高端服务业脑力劳动为社会主力人群，且薪资较高的国家，面对AI确实更疼。

最近对AI的研究非常多，从其他数据中可以找到社会位置的端倪。毕马威联合墨尔本大学2025年对47国48340人的调研里，66%的人经常使用AI，83%相信AI会带来多种益处，这里面一个关键是经济预期。印尼91%的受访者认为，2025年会比2024年更好，美国下滑到65%，日本仅有39%。这种宏观经济乐观本身也与AI乐观高度相关——对未来抱期待的人更容易把新技术读作机遇，对未来感到疲惫的人更容易把新技术读作威胁。

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然对AI的判断与个人的AI体验有直接关系。但"位置判断"能证明一件事，对AI判断的起点并不中性，起点的分布值得被分析。每个人是带着自己的政治经济背景来看待AI的。

东亚的AI乐观和矛盾

如果仅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韩国日本也应该被归入欧美的一端，经济忧虑，高端服务业替代。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皮尤2025年的调查里，韩国"担忧AI"的人只有16%，是25个被调国家中最低的；日本对AI的期待度有46%，虽然不算高，但明显高于加拿大40%、美国39%、荷兰36%。

可能除了经济发达程度外，更细节的社会特征也是重要的，例如人口和就业：日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重，日本青年失业率此刻处于30年最低点；日本银行Tankan调查的劳动力缺口指数落在-35，接近30年最低。简单说，日本眼下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是缺人，不是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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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人口轨迹是日本的加速版——2023年总和生育率0.7，全球最低；2022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17.5%，这个比例预计2040年会提升到33%。一个劳动力以每年1%速度萎缩的经济体，对"AI替代劳动"这个威胁叙事的反应，可能恰好相反，因为AI是这些国家的机遇。

这不是简单推测，而是实际落实的政策。日本AI推进法于2025年9月1日全面施行，这是日本首部AI专门法；同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内阁就任，立即把AI和先端机器人列为6大战略重点支援领域；12月23日内阁发布《人工智能基本计划》，副题"让可信AI推动日本再起"，目标是引入1兆日元民间投资。这不是"回应AI挑战"的防御姿态，是"把AI当成人口问题解决"的主动姿态。

2024年12月26日，韩国国会以260对1的票数通过（3票弃权），2026年1月22日施行《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构建信赖基础的基本法》（即《AI基本法》）。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2025年11月立法预告施行令时明确说，"促进为主、必要最小规制"。与欧盟AI法案那种"先设红线"的逻辑相反，韩国的立法把AI框架成一个需要"尽快铺开"的产业机会。

日本公众对AI的个体认知是滞后的。易普索的亚太调查里日本自评"了解AI"的人只有41%，在多个国家中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9月的一份工作论文也指出，AI填补日本劳动力缺口的作用受限——老龄劳动力的技能迁移难度大，AI对低技能服务业的填补能力也不如预期。然而，这些批评有效的是技术层面，不推翻日本的战略判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5年11月的报告也证实，日本企业内部的AI失业报告显著少于其他国家。

接下来可以转向中国，和日本公众不同，中国公众对AI非常了解。澎湃新闻对齐Lab2025年1月到3月做的调查里，95.6%的受访者自评"了解AI"，14.3%自评"非常了解"，这个比例是2024年同一调查的两倍多。

毕马威与墨尔本大学2025年的全球调研显示，中国职场AI应用率93%，全球均值58%；64%的人完成过AI素养培训，全球均值47%；69%调查者明确知悉所在企业的AI使用政策，全球均值40%。腾讯研究院2025年9月对3570名成年人的调查补足了这幅图景，绝大多数受访者每天使用生成式AI，文本处理72%是首要用途。

然而，同一份澎湃调查里，59%的人担心AI会替代自己的工作，71.3%的受访者担心AI被用于电信诈骗、隐私窃取、换脸视频，63.6%担心虚假信息传播，48.8%对AI在医疗诊断中的应用感到不安。中国社会对AI的情绪是三高——高乐观率、高熟练度与高担忧率并存（不过这份报告有没有最后修饰预设结论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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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熟练麻木"——对一项技术越熟悉越容易陷入无力感而非乐观。澎湃报告的小标题就是这种心态的精准命名："怕AI不行，又怕AI太行""越了解AI，人越'麻'了"。

为什么熟练不能缓解反而放大焦虑？从OpenClaw的绝对非理性热潮中可知一二。在内卷的大环境中，公众对AI有一种焦虑性的FOMO心态（全称Fear of Missing Out），这种心态是指大家生怕自己落后而被社会抛下。其中一个基本假设是，AI很火，而我可能已经落后了，很多人已经把AI用得飞起，只有我还在把AI当作搜索引擎和文本生成。

AI仿佛是一套屠龙秘术，而真正的秘密早就被他人洞察。说起来，大多数人对自己与AI的关系是消极和无助的。这种每日被塑形的心态进一步被制度化为责任归因。同一份澎湃调查里，34.6%的受访者认为AI引发的社会问题主要责任在"研发AI大模型的公司"，31.8%在政府，只有9.5%在使用AI的个人。当三分之二的人把责任推给非个人位置，说明他们对AI的焦虑不是"我用得不够好"，是"这件事本身不是我能管的"。

这已经是社会相对精英人群的心态，澎湃的1821份样本和腾讯研究院的3570份样本都偏向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人群。非城市白领人群对AI的观点不得而知。不过这依然是很大范围的社会洞察，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

创作者与GenZ的内部裂痕

如果"熟练麻木"是中国AI心态的整体轮廓。在这个轮廓里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群内，对AI的反应也在分化。

2025年10月31日，讲谈社、小学馆、集英社、白泉社、秋田书店、新潮社、芳文社等17家出版社，联同日本动画协会和日本漫画家协会（总会员4013名），发表《生成AI时代创作与权利共同声明》，直指OpenAI的Sora2采用"未声明opt-out即默认纳入学习"的机制违背了194国加盟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原则。同日，集英社单独发一份语言更重的声明——"心血浇注的作家尊严被踩踏，多数人的权利被侵害，这样的技术进步不应被接受"。

《人工智能》

被吞食的是《海贼王》《龙珠》《火影忍者》《宝可梦》这批已经全球变现的资产——集英社的语言强度和它账本流水的体量是成正比的。ChatGPT的宫崎骏体风靡全球，作为动漫文化产业发达的日本，确实是这波AI知识产权的直接受害者。

然而同在漫画家行业里，尾田栄一郎（《海贼王》作者）公开承认使用AI辅助；奥浩哉（《GANTZ》作者）更直白地展示自己的AI工作流。漫画行业分为编剧作者和画师，对于后者，AI是直接抢饭碗的，但对于前者，AI反而是加速创作的工具。

分化不仅在"漫画家vs插画师"这条职业边界上。分化的轴线还是产权——对已经存在的内容（作为可变现资产）而言，AI是威胁；对下一部要做的作品（作为技艺扩展）而言，AI是工具。出版社和协会站在前者，个别作者站在后者。可以把这种分化命名为"资产派"与"开发派"——两者对AI的立场不同，不是因为道德觉悟不同，是因为各自把"自己的价值"锚定在不同位置。

"漫画家vs插画师"与"资产派"与"开发派"，能看出“社会位置”的显性化。

代际内部的分化同样剧烈。陌生人社交应用Soul旗下研究院2025年的Z世代AI使用报告（3680份样本）显示，95.8%的中国年轻人在工作学习中使用AI，23.8%自评"非常了解AI"，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受众。但Soul2025调查里约40%的年轻人自报有"AI焦虑"，同样针对Z世代年轻人的调查人民日报00后调查里，四成受访青年认为技术迭代引发焦虑感和危机感。

在西方，Z世代是2025年反AI运动的主力。布鲁克林卢德派俱乐部从2022年的一个小圈子扩展到全美20多个校园分会；"QuitGPT"运动据自报有250万以上参与者；2026年3月21日旧金山"停止AI竞赛"游行以大学生为主体。中国的Z世代青年当然没有上述行动，而是把AI使用内化为焦虑——但两者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Z世代的怀疑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而是对"技术威胁自身"的反感：谁被剥削、谁被考核、谁被替代。这种怀疑的历史前身不是卢德派砸机器的恐惧，而是卢德派要求把自动化的收益分给工人的诉求，在Z世代中，对UBI（全称Universal Basic Income ），即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可以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反剥削卢德派"——反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被部署来剥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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