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先知，被举国骂作汉奸奇正兵机说历史

本来准备做期俄乌的战术探讨，难得回了趟家，晚上和几个老友小聚，看了部老电影《一刀倾城》不免憋的慌。话说，小时候对这电影印象蛮深的，尤其那首主题曲荡气回肠。然而长大后，读书多了，却也对一些教科书上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多的认知与理解。

比如，说到晚清的风云人物，谭翤同固然可歌可泣。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是耳熟能详。但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第一个体验过电话的中国人，也是晚清的第一先知。可按理如此开眼第一人，却一度被国人骂作汉奸（清奸？）。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891年湖南湘阴的小巷里，一个老人在咳嗽声中闭上了眼睛。街坊邻居路过他家门口，有人偷偷啐了口唾沫，有人低声骂着汉奸卖国贼。

没人想到，这个被全村鄙视的老头，早在四十年前就看清了中国的未来，他的见识比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派早了十多年，比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早了四十多年。而这个老头就是郭嵩焘，后来被史学界称为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我印象课本里就没有他）。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曾经富庶的商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思维。19岁考中举人后，他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结识了刘蓉，进而认识了曾国藩。

三人年龄相仿，意气相投，在长沙的会馆中共居两月，形影不离，一同立下了成为圣贤、报效国家的志向。这段时光被三人视作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曾国藩后来还曾作诗怀念与郭嵩焘、刘蓉相伴的日子。

曾国藩后来顺利考中进士，郭嵩焘却历经五次科考，才在1847年如愿登科。这一榜进士人才济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都在其中。而在考中进士之前，1840年第二次会考失利后，郭嵩焘前往浙江，成为学政罗文俊的幕僚。

这一年，恰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军开战之初便攻打浙江定海，郭嵩焘在浙江的两年，亲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学政虽主要分管教育，却可参与军政大事，作为幕僚的郭嵩焘得以参与战事谋划。他亲眼目睹了官兵溃败、百姓家园被毁的惨状，也真切感受到了洋人的强大，这场战争在他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一方面，国家的脆弱让他报效国家的志向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他开始跳出传统认知，思考洋人来华的目的，收集资料梳理历代王朝与外邦的关系，甚至着手撰写相关著作。在当时众人皆将洋人视作蛮夷的环境中，这样的思考与研究显得格外难得。

1850年，郭嵩焘考中进士后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回乡守制期间，太平天国战乱爆发。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郭嵩焘与发小左宗棠一同带着家人躲进山中避难，还曾相约日后在此养老，只是谁也没想到，两人后来会反目成仇。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郭嵩焘极力劝说曾国藩出山创办湘军，还促成左宗棠进入张亮基的幕府，是湘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支援江西战场时，他发现太平军以船为营，机动性极强，便向曾国藩建议建立水师，这一建议后来成为湘军取胜的关键。此外，他经商家庭的背景让他颇具理财天赋，在湘军粮饷紧张时，率先提出设卡抽厘金，解决了湘军的后勤难题。

不过说起来，据说曾国藩曾评价郭嵩焘是著述之才，而非做官之才，这话后来得到了印证。郭嵩焘为湘军效力四年后，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不久便被咸丰帝召入南书房，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派他前往天津协助僧格林沁防守。两人在应对洋人问题上分歧巨大，僧格林沁主战，郭嵩焘却认为开战无法解决问题，主张通过谈判了解洋人的诉求。可当时朝堂主流意见皆是主战，谁主和谁就可能被斥为汉奸，郭嵩焘的主张自然得不到采纳。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来袭，僧格林沁率军打赢了一场胜仗，朝廷上下欢欣鼓舞，曾国藩也写信给郭嵩焘，感叹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但郭嵩焘却忧心忡忡，他深知以洋人的实力，这场胜利只会让事态进一步扩大，难以收场。

不久后，咸丰帝派他前往山东查税，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一路拒绝地方官员的接待，自掏腰包食宿，清廉自守，却因触动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利益网络，不仅毫无收获，反而中了圈套，被地方官府弹劾，咸丰帝将他降三级。

这份委屈让郭嵩焘心灰意冷，他自始至终在乎的不是官职高低，而是皇帝的信任。感觉不被信任的他，以养病为由请辞回乡。没想到这一辞，却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

两个月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后驾崩，慈禧发动政变清算肃顺党羽。郭嵩焘与肃顺关系密切，若留在北京，必然难逃牵连，好友们都戏称他有先见之明，提前逃离了是非之地。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官场失意，此后的他还会经历两次起落。

1862年，经李鸿章举荐，他出任江苏官员，后调任广州巡抚，任职不到三年便因与同僚不和，又被左宗棠弹劾补给不力，再次辞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本是发小，他曾多次鼎力相助，却没想到会遭此弹劾，这份恩怨让他至死都未能原谅左宗棠。不过，郭嵩焘在广州巡抚任上处理洋务纠纷的能力，给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日后出使英国埋下了伏笔。

1875年，58岁的郭嵩焘被朝廷召回。此时，清朝决定首次外派公使，而合适的人选，朝廷想到了郭嵩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已在北京常驻公使，按国际惯例，清朝也应外派公使建立对等外交关系，但因礼仪之争一直未能成行。

因为，大清从来自诩天朝上国，认为外派公使应享受外邦君主跪拜之礼，而这在西方显然行不通。故而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外派公使的最大障碍才得以消除。

与此同时，真正促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直接契机，是马嘉理事件。1875年，英国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借机勒索，提出处置地方官员、派人赴英道歉、增开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

朝堂之上，自诩高尚的士大夫们坚决反对处置云南巡抚岑毓英，认为有损朝廷体面，谈判陷入僵局，但你要这些大夫们亲自出马前往交涉，他们又没这个胆量。

关键时刻，郭嵩焘上书直言，英国人的核心诉求是牟利，处理此事应依据条约、讲求证据，洋人入境即已获朝廷许可，那打死对方人员就应承担责任，处置岑毓英才能避免被进一步要挟。

未曾想，这番言论让郭嵩焘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士大夫们纷纷指责他吃里扒外、卖国求荣。然而一旦问及如何处置，则这些大夫们又一个个装气死来。最终，清廷还是采纳了郭的部分意见，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而其中一项便是派专使赴英道歉，随后常驻英国担任公使。

说起来，出任一国公使，这在今天多少无数人羡慕的肥缺。而在当时却被视作贬谪甚至流放，无人愿意接手。不得已，朝廷只得选择郭嵩焘，但此时的郭嵩焘早已心灰意冷，一再上书婉拒。

郭嵩焘前前后后总共七次萌生退意，每次都找了不同的缘由，可终究没能如愿辞官。朝廷一心想稳住他，就连两宫太后都亲自出面挽留。

太后们召见郭嵩焘，话语里满是劝慰。慈禧轻声安抚，现在你只管专心为朝廷办事，不必在意旁人的闲言碎语。你瞧瞧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哪个没受过非议，个个都挨过骂。

再看李鸿章，他在烟台督办洋务，不也被众人说得不堪入耳吗？办洋务本就是件苦差事，偏偏旁人都难以胜任，唯有你能担此重任。你得拿出担当，多为国家着想。

慈安太后平日里极少开口，郭嵩焘在日记里提到，此前两次召见，慈安太后都未曾说过一句话。可这次为了留住他，慈安太后竟反复五次叮嘱他要勇担使命。

而郭嵩焘原本在家中早已备好一肚子推脱的话，想延后接受这份差事，可面对两位太后的恳切言辞，那些话到了嘴边终究没能说出口。

听着太后们推心置腹的劝说，他心底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终究下定决心为国家挺身而出。

1876年11月10日，58岁的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多个英国殖民地前往英国。

这段旅程中，他对沿途的风土人情、礼仪制度观察得极为细致。看到英国铁甲船与他们的船只相互升旗致意、奏乐礼让，他不禁感慨，英国的富强并非偶然。

事实上，郭嵩焘的目光始终超越了出使的本职，政治格局、人情冷暖、风俗教化，每一项都牵动着他的心。

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更是让他时刻牵挂，彼时清朝正遭遇新疆危机，英国支持的阿古柏与俄国在西域暗中角力，他将在欧洲搜集到的第一手情报与独到见解源源不断传回国内，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1878年6月19日，伦敦的中国使馆里少见地张灯结彩，一场西式茶会从清晨一直延续到深夜。七百多位宾客齐聚一堂，英国的外交官、商人、学者，还有各国使节，都以能受邀出席为荣。

这样的应酬让年事已高的郭嵩焘倍感疲惫，身体几乎难以支撑，但他心里清楚，这些看似喧闹的场合，恰恰是捕捉一个国家真实政治动向的最佳窗口。

谁能想到，这位在伦敦游刃有余的公使，在国内时最厌烦的就是无用的应酬。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及，不愿久居北京，正是因为那里繁文缛节的应酬太多，让他深感疲惫。

可踏上英国的土地后，他仿佛天生就契合这里的文化氛围，无需任何过渡便自然融入。他尽情体验着异国风情，游览宫殿古迹，欣赏戏剧与音乐会，观看紧张刺激的赛马，甚至在夜晚探访水族馆。

西方世界的一切都让他好奇，而最吸引他的，还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后来兼任法国公使期间，他恰逢巴黎万国博览会，以头等公使的身份与法国总统并肩而坐，亲眼目睹了西方科技文明的磅礴气象。

同年8月13日，郭嵩焘应英国海军之邀，出席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检阅仪式。那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震撼展示，更让他见识到了宏大而有序的礼仪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