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长的遗书，藏匿11年重见天日刘家焱
写完《17岁的长征》后，有朋友建议，写写学校文革的事情。想想也是，60年了，原来记得清楚的事，现在遗忘了，现在记得清楚的事，不一定准确。应该乘大多数同学还健在，大家凑凑情况，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把这段历史放在大环境、大时代、大文化的背景下去观察分析，弄清楚“我从哪里来”。
柳州铁一中校门
文革中我是个有观点的逍遥派。现在无意、也无力解说学校文革的全过程。只说说我经历的或信得过的朋友耳闻目睹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我当时就读的柳州铁一中校长雷扶九的自杀和他的遗书，我称之为文革第一遗书。
遗书是一个人诀别生命前留下的肺腑之言，拿来判定高下，似乎不妥。但雷校长遗书里表现出来的风骨以及遗书后来的遭遇，确实令人赞叹，冠之第一不为过。
遗书字迹潦草，现重写如下：
我把这封信的底稿留在你的抽屉里。
你看了，请你转给刘观（登）岳和杨帆看。
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自杀的原因和心情。
我反复申明，我决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主观上也决不是抗拒运动，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倍受负荷的肉刑。
你们知道，我是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旧知识份子。我有自尊心，“可杀不可辱”的旧思想还支配着我。我愿饮源速死，不愿承凌辱和刑罚熬煎。我是带着安静的心情去死的。
永别了，千言万语，盼望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康庄大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
信封上写：本市锌品厂子弟中学
徐基汉老师收
雷校长国学底子深厚，遗书中“可杀不可辱”，前面没有”士“字，是十分精准的。这句话出自儒家经典 《礼记·儒行》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这是孔子向鲁哀公阐述儒者的刚毅品格：儒者可以亲近，但不可被胁迫；可以接近，但不可被逼迫；可以牺牲生命，但绝不能被侮辱。这确立了古代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高于肉体生命的核心准则，同时也逐渐成为古代志士仕人甚至普通百姓追求的风骨、操守。
这句话经常见于古代戏文、古典小说里。真正临刑前说出或在遗书中留下这句话的并不多，清末反清斗士刘道一算得上一个。大多数情况是践行这种精神从容就义。从龚胜到颜真卿、从文天祥到朱自清，历朝历代，这种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操守，都可在历史繁浩的秩卷中显现。
这种显现到20世纪中期似乎断层。
有位著名评论家说““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作家如此，其他各阶层人士也差不多。
文革中自杀的人不在少数，遗书自然也多，从公开披露的名人的遗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邓拓为代表的、不认罪，但自觉愧对妻子、子女，以死来解脱他们的痛苦。”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二是叶以群为代表的彻底认罪，希望家人与自己划清界限，以求保全。“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希望你们）激起对我的仇恨……与我划清界限……”三是以傅雷为代表的不申辩无怨言，极其冷静地从容赴死。这已是“可杀不可辱”了，但最终未能（或不敢）留下这个文字。
还有人死得惨烈，其言也哀。严凤英被折磨致死前大呼“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翦伯赞自缢的衣服口袋里发现的纸条上写着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每读到这些史料，往往热泪盈眶。闭卷深思，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演员的生命为何会以这种方式谢幕？
几百年后，未经历其境的子孙后代对这种情况一定会更惊异，用ＣＴ进行精神扫描，得出的结论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缺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在本文论述之中。我只想说说，雷校长遗书在“可杀不可辱”精神传承中的定位与意义。
“可杀不可辱”的对立面是“可辱不可杀”，苟且偷生，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可厚非。司马迁是这类人的代表，只可惜历史上太少太少。文革中许多老干部抱着绝不自杀的态度熬到了第二春，“可辱不可杀”是他们熟悉的游戏规则与生存技巧。不过，这种“风水轮流转，明日我做庄”，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才有的特定现象。若非“圣主”，其结果必然是滑向”可杀又可辱“的悲惨境地。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就是最真实的样板。
中国历史上，“可杀不可辱”、“可辱不可杀”、“可杀又可辱”三种现象一直都存在。当“可杀不可辱”的事件高频次发生时，那必定是个黑暗的时代，比如东汉末年。当”可杀不可辱“可议而不必行时，那一定是昌明的时代，比如盛唐。可如果当“可杀不可辱”没人提、湮于无声的时候，那便是莫名的悲哀了。
要求每个“士”都做到“可杀不可辱”是不人道的，但如果每个“士”都做不到“可杀不可辱”，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雷校长的这份遗书，好就好在，他在中华民族知识份子精神、人格传承的坐标上，用生命之躯，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二十世纪的中期，人们还能听到发韧于二千年前、久违的“可杀不可辱”的呐喊。
几百年后研究中国知识份子人格史的人会说，二十世纪中期，幸亏还有个雷扶九。尽管是在边陲的南蛮之地，尽管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知识份子。
其实，雷校长是个既不可杀也不可辱之人。他传奇的一生，交织了太多的一个知识份子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相伴前进的故事。
雷校长出身于湖南农村，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到广西讨生活，在宜山的扶轮中学（柳铁一中的前身）任教。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深得学生爱戴。
当时，学校有４个中共党员学生，他很关照他们。当得知当局要抓捕他们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抛妻别子，毅然与党员学生一道上山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并不是天天打仗，空余时间，他便在宿营地山洞里为战士们上课。他是教理科的，但文科也不错，没有教材，便凭记忆给学生们讲文学、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中有的已是游击队的领导，仍恭恭敬敬的坐在台下，执弟子礼。
这是一幅十分感人的画面。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年轻人，怀揣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在战斗之余，听一个老师讲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文化课。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军民鱼水情”的场面，如果斯诺漫游至此目睹了，一定会感叹，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雷校长后来离开了游击队回校继续执教，不幸被捕。他想方设法从监狱里带信给游击队中的学生，请求救助。他相信共产党会救他，能救他。果然，共产党救他出狱，与他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
解放后，雷校长一直在柳铁一中，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广西的教育水平在全国挂不上号，但柳铁一中在广西的中学中却是响当当的。前几年好几次夺得全区文理、科状元，近几年高考成绩被屏蔽分数的也不在少数。我以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学弟、学妹努力的结果，这次为了写此文，查阅资料，才发现，学校在雷校长任职的那几年，更牛。文革前，高考升学率年年稳居前茅，1961、1963年两年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考第一名。这可不是单项冠军，而是整体的登顶。
党和政府也给了雷校长很高的荣誉，他没有入党，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协委员，铁路局的高级知识份子。
按理说，像雷校长这样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做出较大贡献、文革中是逍遥派的知识份子，不应该受到很大冲击。可惜，他死于非命。更可惜的是他在不该死去的时候死去。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1966年下半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受难者一般是文教界和干部队伍中的名人、领导。另一个是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受难者包括各行各业，相对来说，学校老师受冲击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