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华人女作家获普利策奖三联生活周刊

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度普利策奖在美国揭晓，华人女作家李翊云凭借《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获得回忆录 / 自传奖。

《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是李翊云为逝世的19岁小儿子创作的回忆录，于2025年出版。在这本书出版前的2017年，她还失去了自己的大儿子。普利策奖评委会认为这部作品“感人至深又能引人深思，能以克制而倔强的笔调，聚焦真相、语言和生命的延续，写下自己接纳命运的心路历程”。截至目前，《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暂无中文版出版计划。

《鹅之书》是李翊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小说。这位华人作家以往的作品里，人物经常以某种执拗甚至决绝的姿态，承受着生活中巨大的伤痛。“伤痛”是李翊云写得最好的主题之一，也是她在生活中所长期面对的课题。小说在中国出版之际，她接受了本刊的专访，谈《鹅之书》的创作心路、她的写作理念，以及回应舆论关于她个人经历的相关问题。

2025年10月，美国华人作家李翊云的最新长篇小说《鹅之书》在中国出版。这是李翊云第二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小说。她首本在国内出版的小说《我该走了吗》于2023年11月问世，距离她凭借用英文创作的短篇小说《不朽》（Immortality）登上美国文坛已过去了二十年。

在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获奖无数。2024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三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进入普利策小说奖决选名单。2025年，她的回忆录《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进入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作品决选名单。随着时间推移，李翊云的创作力丝毫没有减弱，而是变得愈发强劲。

华人作家李翊云（图源：普林斯顿大学官网）

不过，在中国读者心中，李翊云的形象却是相对模糊的。这当然与她作品中文译本的稀缺有关。多年来，因为担心早期的小说会被读者误读，李翊云选择不授权中文译本。后来，在出版人彭伦不懈的努力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决定授权出版前述两本小说。

《鹅之书》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乡村，讲述了两个13岁女孩的生活与友谊。两个女孩——法比耶娜和阿涅丝——在二战后法国乡村的贫乏生活中结成了某种复杂而不可分割的友谊。她们的性格与生活境况迥异：法比耶娜尖锐、好动、机敏而偶尔残酷，早早辍学为家里放牛；阿涅丝安静、内省、柔顺，在学校和村中都受人喜爱。两人形成某种不大可能却坚不可摧的组合。在法比耶娜的引导下，她们用戏谑对抗无聊，用“游戏”扩展生活的边界，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

《鹅之书》的人物确有历史原型。一个名叫贝尔特·格里莫（Berthe Grimault）的少女作家，在上世纪50年代与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同期出现，后因被质疑“作品是否亲笔所写”，在短暂受到关注之后又迅速被人遗忘。《鹅之书》大致依据原型故事的脉络展开，却在原型故事神秘的罅隙中，以令人信服的想象与深入的内心挖掘，创造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少女形象。

《鹅之书》是李翊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小说

与此前的作品相比，《鹅之书》的语调变得轻盈了一些。在此前的许多小说中，人物常常是沉默而隐忍的，以某种执拗甚至决绝的姿态，承受着生活中巨大的伤痛。毫无疑问，“伤痛”是李翊云写得最好的主题之一。而伤痛，也是李翊云在生活中所长期面对的课题。让李翊云在中国进入大众视野的，无疑是她小儿子自杀的新闻。2024年2月，李翊云的次子詹姆斯在19岁时和哥哥文森特在七年前所做的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城的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消息一出，媒体哗然。遗憾的是，在大众被这样可怕的悲剧惊动之时，猜疑、指责和谩骂也旋即而至，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面对漫天的负面言论，和她的许多小说人物一样，李翊云选择了沉默。

采访李翊云，她的私人生活便成为一个十分微妙（delicate）的问题。一方面，这是她身上的“新闻点”，（不幸的）是中国读者和公众想到她时的第一印象，围绕其上有太多舆论的嗓音和难解的谜团；另一方面，则是保护作家本人的愿望。有时候，去要求受访者谈论自身创伤——即便是为了向她提供解释自己的机会——都是显得不道德的。

但我其实很想和李翊云谈谈她写两个儿子之死的那两本书——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和去年出版的《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在书中，李翊云本人也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在经历了反复的、痛苦的追问之后，她选择践行一个曾经极大地帮助过她的心理学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归根结底，一个人能够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而一个人可以全然地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负责吗——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或父母？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两个早慧、优秀、生活富足、得到了父母足够多的爱的少年，为什么会自杀？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尤其在生与死的两边，任何的言语和追问都不会带来回响。但在书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是，早慧敏感的儿童或与大部分成年人不同，这种特质让他们过早地感知到生命的痛苦；而某些痛苦巨大到他们认为只能以抹消生命的方式去摆脱。这种痛苦与世俗意义上的生存境况无关，而只与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感知有关。对这种痛苦，旁人即使无法完全理解，也应当予以尊重。这就是李翊云的态度。即便这种尊重，并不能减轻孩子死去的事实带给她本人的痛苦。在书中，李翊云常常使用的一个短语是“留住你”（keep you alive），或是“没能留住你”（failed to keep you alive）。这真是一个母亲最让人撕心裂肺的表达。孩子死去之后，父母的生活被完全改变，跌入了李翊云所说的“深渊”。

在采访过程中，当李翊云表示不愿谈论和回忆录有关的问题时，我表示接受。但在访谈接近尾声时，她放下了之前的防备，谈起了对于被舆论错误指责和审判的看法。这是《鹅之书》出版之后，李翊云唯一接受的中国大陆媒体的当面采访，也是她首次回应与舆论争议相关的问题。在《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一书的最后，她简短描述了丧子之后所见的众生百态。李翊云记下她在那段时间所见的众生百态，不是为了表达愤怒——像她在访谈中对我说的那样——而是为了传达一种观点：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可以也应当表现得更好。

“任何写作都是在给人物一种清晰表达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提到，《鹅之书》这本小说其实有一个现实原型，是你在阅读中偶然遇到的一个故事。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以及它最初打动你的地方？

李翊云：这个故事的起点，其实来自我读到的一篇书评。那是爱尔兰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一本评论集，她在里面提到过四位法国“神童”作家。最年轻的只有9岁，其次是13岁，最年长的是19岁——19岁的那个就是萨冈。鲍恩写道，把萨冈和这些孩子一比，她简直像个中年妇女。

那个13岁的女孩让我印象很深，她叫Berthe Grimault。她出身农村，后来几乎被人遗忘了。她一共写过三本书，只有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其余两本都是法语。我读了英文译本，坦率地说，我觉得写得并不好。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或许应该给她一些宽容。后来我因为别的书去巴黎，和出版商、做公关的年轻人聊天，提起这个名字，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她。

1956年6月，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倚树而坐，正在阅读自己的作品

于是我开始做一些研究。非常巧合的是，我发现美国水牛城的一所大学图书馆里，收藏着一位女士的日记——她正是小说中汤森太太的原型。这位女士当年在英国办过一所“淑女学校”（finishing school），后来去了美国，把自己的日记捐给了图书馆。她在日记里提到过这个女孩，说她是illiterate——不会写作。而且当年的狗仔队还拍过这个女孩，历史上确实留下了一些照片。我就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于是就开始写了。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你把这个原型拆分成了两个女孩。她们的人物形象非常立体，精神世界和想象力都很丰富。我觉得有趣的是，你刚才说，故事原型的那个小作者写得并不好，但这一点和她（或者你想象中的她）的内心世界、她对世界的感知，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很感兴趣的是小说采用的视角。它用的是阿涅丝成年后的回溯视角，那时她大概二十七八岁。这是不是因为，少女的精神世界可能极其丰富、感受极其强烈，但她当时未必具备一种流畅、准确的语言能力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翊云：是的。我一直觉得，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深刻、非常鲜活的，只是他们没有那种清晰表达（articulate）的能力。他们的感受往往不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有时候是一种身体的感受，有时候就是一种记忆，而这些记忆也不一定是以语言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写孩子的内心世界，你最终还是要给他们一种语言。所以我把阿涅丝写到27岁，让她用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回望童年。

我觉得任何写作都是在给人物一种清晰表达的能力。阿涅丝在27岁时就拥有了这种能力。这时她已经离开法国、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然后法比耶娜又死了。这个时候她有了表达的能力，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三联生活周刊：而且她这个时候是有冲动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

李翊云：是的。

《鹅之书》的人物确有历史原型，是一个名叫贝尔特· 格里莫的少女作家（视觉中国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