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黑格尔：大肆贬低和否定中国汗八里文艺之声

进入 17 世纪以后，德国曾掀起一场持续百年的 “中国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斥巨资修建 “中国宫”，宫内摆满了中国瓷器、挂毯，连日常餐具都清一色是青花瓷；哲学家莱布尼茨反复研读传教士翻译的儒家经典，甚至写信给康熙皇帝，提议中德两国开展文化交流，盛赞中国 “治理有序、道德高尚”。

但进入 19 世纪以后，中国一下子就从 “理想范本” 沦为了 “反动的象征”，遭到了德国思想界的广泛贬损，比如哲学家黑格尔曾宣称中国 “无自由、无精神”。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从 “狂热追捧” 到 “全盘否定” 的反转，背后都蕴藏着什么样的深层逻辑？实际上黑格尔早已道破真相：这从来不是中国真的 “停滞衰败”，而是 19 世纪德国的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而中国只是被德国思想家们拿来 “借题发挥” 的 “他者”，是他们反思自身、推进政治变革的 “政治隐喻” 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 “中国冷”？

要理解德国的 “厌华” 反转，必先回溯 17—18 世纪的 “中国热”—— 这并非偶然的 “异国情调追捧”，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现实需求催生的必然结果。

17—18 世纪的德国尚未实现统一，境内分裂为 300 多个邦国，各邦国君主专制独裁，民众被剥夺基本自由，思想被神学与专制牢牢束缚。

启蒙思想家们迫切需要一个 “反专制、求理性” 的理想范本，用以抨击本国的专制现状、传播启蒙理念。而此时，耶稣会传教士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他们带来的中国形象，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傅圣泽、白晋等人长期扎根中国，先后翻译了《论语》《易经》《大学》等儒家经典，向欧洲各国传递了 “中国君主开明专制、社会有序、道德盛行、治理高效” 的正面形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白晋主编的《中国皇帝传（1697）》与李明主编的《中国近事（1697）》在德国掀起了阅读热潮。资料显示，两本书累计印刷超过了 5000 册，覆盖德国各大邦国的学术机构与贵族阶层。

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礼乐文化、户籍管理，称 “中国皇帝以仁政治国，百姓安居乐业，官员由科举选拔，而非世袭，体现了理性与公平”，成为了德国启蒙思想家批判本国专制世袭制度的重要参考。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过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于 1721 年在哈勒大学讲授《中国的实践哲学》。

他结合传教士翻译的儒家经典，公开推崇儒家 “仁政”“中庸” 思想，认为中国的道德体系 “优于西方”，甚至提出 “德国应向中国学习治理之道，废除专制世袭，推行理性治理”。

这份对中国的推崇，彻底触怒了实行严格君主专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 后者认为沃尔夫的观点 “动摇专制统治根基”，下令将其驱逐出境，甚至禁止德国境内传播沃尔夫的著作及儒家相关译著。

从 18 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各邦国开始限制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这也成为 “中国热” 走向衰落的重要信号。

毕竟，当社会逐渐向 “反专制、求自由” 转变时，歌颂被建构的中国 “开明专制” 形象，已然成为了一种 “政治不正确” 的举措，也为后续 “中国冷” 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17—18 世纪德国 “中国热” 的另一个核心动力，是德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 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传入德国后，成为贵族阶层追捧的奢侈品。

资料显示，18 世纪中期，德国柏林、汉堡等城市的贵族家庭，平均每户拥有中国瓷器不少于 30 件，中国丝绸的进口量每年超过 1000 匹。

这种物质层面的追捧，间接推动了思想层面的 “中国热”，让德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了 “富足、有序” 的美好想象，而这份基于片面认知的想象，在 18 世纪末随着时代浪潮的转向，被彻底击碎。

明《皇都积胜图》局部

通常认为，“中国热” 向 “中国冷” 的转折发生在 18 世纪末。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1789）的影响扩散，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在德国知识分子、青年群体中深入人心，“专制帝国” 成为众矢之的，而被传教士建构的 “开明专制” 形象的中国，恰好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1773 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世下令取缔耶稣会，这一举措直接导致正面传播中国形象的 “代言人” 锐减 —— 此前活跃在中德之间的耶稣会传教士，要么被召回，要么被迫停止译著与传播工作。

自此，德国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从 “传教士正面译介” 逐渐转向 “欧洲外交官片面报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报告。

这份由使团成员约翰・巴罗撰写的报告，1797 年在英国出版后，次年便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发行超过 2000 册。

报告中刻意片面记录了乾隆的 “傲慢”、中国官员的 “敷衍”，将中国描绘成 “百姓愚昧、官员腐败、科技停滞、僵化落后” 的 “专制帝国”。报告传入德国后，迅速成为思想家们贬损中国的重要素材，彻底打破了此前 “中国开明有序” 的美好想象。

在避暑山庄，乾隆接见了马戛尔尼使团一行

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

英法两国的 “厌华” 心理主要源于殖民视角，比如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刻意贬损中国 “落后、野蛮”，为殖民扩张寻找借口。

而德国的 “厌华” 心理更偏向哲学层面 —— 德国学者更重视在思想乃至哲学层面寻求对中国的认知与想象，他们试图通过评价中国，理清德国自身的 “自由” 与 “精神” 之路，为德国的政治变革寻找理论支撑。

黑格尔评价中国的核心依据

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著述当中，均为 1818—1831 年他在柏林大学的授课内容，同时随着新素材的出现而进行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1819 年夏天，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课程中，首次将东方哲学纳入授课范围，但此时关于中国的论述仅有寥寥数语。

在 1823—1824 年的课程中，黑格尔开始系统讲授孔子与《易经》，相关内容约占东方哲学部分的 1/3。

欧洲出版物中的孔子形象

1826 年，黑格尔应法国哲学家库赞之邀，赴法国科学院参加了学者雷慕莎的一场报告会，正是在这场报告会上，他首次接触到雷慕莎的《老子的生平与观点》，并对其中的《老子》译文产生了浓厚兴趣。

该著作 1823 年出版单行本，1825 年再版时补充了部分内容，其中完整翻译了《老子》第 1、14、25、41、42 章，这也成为黑格尔解读道家思想的唯一文献依据。

因此，在 1827—1828 年的授课中，黑格尔便将这些译文纳入课程，开始系统解读道家思想。

遗憾的是，黑格尔并未真正理解道家思想的内核，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解读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