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潮海风中的“近代第一城”澎湃历史
《清稗类钞》“集四方名联” 一条曾记录一个颇有趣味的轶事：“高宗南巡，驾次顺天之通州，曾出一联，以令侍臣属对。联曰：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凡十三字，以南北通州四字贯之。纪文达公昀对之曰：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此事被戏剧化于《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该剧一大 “名场面”。顺天之通州，自然无人不晓，而联语中之 “南通州” 似乎于古史不彰。
踏足南通的第一日，这句流传百余年的旧联，总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一南一北两座通州，隔了千里江河，共享着 “通江达海” 的名号，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命途。此地古称胡逗洲，唐末方与北岸陆地相连，后周显德五年（958 年），设置静海军，后改定名通州，始筑州城，时领静海、海门 2 县。直至民国元年（1912 年），为别于直隶顺天府的北通州，废州立县定名南通，这一名字，便伴着江潮海风沿用至今。
通州位于长江口北岸，东北滨海，南面临江。除南郊的狼山、剑山、军山、马鞍山、黄泥山为孤岛状残丘外，其余均为江海冲积平原。天气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夏秋两季。这里的地理环境宜于植棉，很早以纱花著称。（参章开沅《张謇传》，第 96 页）
南通市人文地图（图源：“地图研究所” 公众号）
在漫长的古代史中，这座偏处长江北岸的小城，始终未曾走入传统中原视角叙事的聚光灯下。论及此地文脉，世人或知北宋开宋学先声、立 “苏湖教法” 的安定先生胡瑗，知明末四公子中写就《影梅庵忆语》的冒辟疆，知 “扬州八怪” 里以风竹梅石名世、傲骨不阿的一怪李方膺。
他们皆在各自领域留下了传世之名，却少有人将其声名与南通这片土地紧密联系；他们的笔墨与风骨，未曾改写这座江边小城在历史长河中的轨迹，更未让南通跳脱出江南文脉的框架，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标的。直至近代，南通出现在了历史教科书的一页：状元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在通州投资设厂、兴办教育、开垦通海 “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让这座寂寂无名的江边小城，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成了享誉全国的 “近代第一城”。
南通濠河风景区导览册（图源：南通群英馆）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令人充满好奇，也让人不满足于纸上文字。2026 年 1 月 3 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史方向的十几名同学在戴海斌老师的带领下，搭乘高铁，自申赴通，在江苏南通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考察。所经路线及考察地点具体列下：
1 月 3 日：上海站 — 南通西 — 中国珠算博物馆 — 中国审计博物馆 — 南通博物苑 — 通沙汽渡（南通↔张家港）
1 月 4 日：啬园 — 狼山 — 张謇纪念馆 — 沈绣博物馆 — 南通群英馆
考察师生在南通博物苑中馆前合影
一、“东海牧夫长” 张謇的事功与忧思
此行起初最重要的预期正是考察张謇与南通的故事。行走在南通城中，从市内的老厂房到濠河畔的博物苑，从百年师范的旧讲堂到滩涂的垦区阡陌，南通的每一处角落，都深深镌刻着张謇的印记。考察所至的各个博物馆（从张謇的旧居到新近建造的博物馆）几乎在讲述南通 “因人建城” 的故事。在南通博物苑旁的濠南别业里有大大小小的张謇生平事功的展板，几乎涉及南通及东南地区社会各层面，功业瞩目。
张謇纪念馆同样以展板展示了张謇的功绩，并特别凸显了其交游与家族的部分。同时，在参观南通名人馆等场馆时，不难发现这座城仍在以自己的存续与生长，诉说着先行者的家国情怀与历史远见，一砖一瓦皆是注脚，这或许也是最生动的 “以城鉴人”。与当地人交谈，张謇并非在每个南通人心中有平等的份量，但多少有其位置，也有人称其为 “南通王”。
张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正式进入实业，“状元办厂”，自此选择与仕进不同的路。不可否认的是，张謇是在张之洞的安排与举荐下奉命办厂，此后也不断有政治上的表现，始终具有 “政治上的潜势力”。不过，在张謇的自叙和回忆文字中，有不少展现张謇专事货殖，不复仕进的文字，显示了一种分流的意味。例如在张謇纪念夫人徐氏时就提到：“金太夫人之卒也，诫謇性刚勿仕。戊戌将入京，夫人述太夫人言，且曰：‘君勿论何营，但勿仕，请帅家人力作赡家。人自有生耳，何至赖仕？’”（张謇《亡妻徐夫人墓表》，1908.7.13）
他自己则在晚年自订年谱中也有一段对创业之初、转型之际的回顾与总结。面对张之洞的任命时，他提到：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已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初号召发起人，应者沈敬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维镛、樊时薰六人，合组而余任通官商之邮。案既定，迁延不效，由汪知州撤樊、陈二人。
晚年的张謇以此总结了自己 “以教育为救亡图存之本，以实业为教育的基础” 这一根本方案，以及 “通官商之邮” 的基本定位。无论是否是当年的心境，这段实干家言还是很动人的，也常为研究张謇者所引用。这一时期，《马关条约》打破了外人在华办厂的限制，张謇此时选择办纱厂，正是 “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厂约》）。这也并非仅仅是一番空言，对地方性福祉的谋求与对全国、对外（尤其对日）的整体性构想在张謇后来的事业目标中时常交织在一起。
在濠南别业和张謇纪念馆 (濠阳小筑) 中，也存在一些有趣的非文字史料，同样表达着张謇的自我定位，与上述自叙文字的表达有一致之处，最重要的是，还强调着士的底色。如南通画家单林所作《张季子荷锄图》（1899 年）以及《东海牧夫长五十小象》（1902 年）。《张季子荷锄图》作于大生纱厂开机之际，由兄张詧题名，并有翁同龢赠诗。画面中的男子正值中年，头戴竹笠，身着长袍，足履布鞋，左手荷锄于肩，右手提袍一角，信步走来，侧首远瞩，神闲气定，仪态从容。此图也留下了张謇向友人索题的题咏，包含汤寿潜、丁立钧、沈曾植、徐乃昌、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陈三立、郑孝胥等十七人（参孙海雄《夺魂摄魄 丹青传神 —— 记张謇挚友、肖像高手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