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博士回甘肃任教，从“明星学者”变“素人”中国科学报

来到清华校园，复旦出身的郑雅君变成了学界名人。

4月17日，清华大学十号楼北楼一层大厅，郑雅君被一众清华师生围着，甚至有女生见到她忍不住眼泪奔涌。这是明星人物的待遇。

活动的话题离不开她那本3年前的著作《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由她的硕士论文改编而成，至今已多次重印，主题即她硕士论文的开篇之问：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跻身顶尖高校后，人生出路依旧面临先天劣势？

大约十年前，她先后访谈了18位清华学生、20位复旦学生，划分出两类优等生：一类是掌控型，自我主体性强，人生路径自主；另一类是养成型，也就是大众语境下的传统做题家。郑雅君便属于后者。生于紧挨祁连山的甘肃临泽县，边远地区出身的制约贯穿了她在复旦8年的求学时光。郑雅君研究的，其实一直是她自己。

时隔多年重回清华，这一议题依然没有褪色。活动现场，郑雅君的每句回应都是坚定的，给人铿锵有力的观感。但她也明白，只有在北上广，她才是那个“somebody”（知名人士）。等那个周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某场论坛结束，乘坐高铁回到甘肃，她就会秒变回无人瞩目的“nobody”（无名之辈）。

还好，她的研究主题一直没变，仍然是“文化挣扎”。

郑雅君图源：西北师大

“文化挣扎”

在香港大学，2017年至2025年，郑雅君读博用了8年。导师是来自美国的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这也意味着，如果她回到内地任教，就没有“大树”可乘凉。

她的博士课题延续了硕士课题。在前期访谈调研的基础上，她提出了“文化挣扎”（Cultural Struggles）的概念。毕竟博士课题不能再停留在案例分析层面了，需要完成理论化建构。

有一次赴哈尔滨工程大学作讲座，她被问及为何会提出这个概念。郑雅君回答：“我发现没有可用的概念来表述，那么就必须提出（新的）来。”这番解答让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吴肃然眼前一亮，笑称“你身上有股侠气”。

与其说是侠气，不如说郑雅君胆子够大。她也明白：“按照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一个1990年出生的青年提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理会。如果用英文发表，那更是无人理会。但是天知道，我先写了再说”。

她还要研究寒门学生如何适应、跨越鸿沟。很多研究把这种“挣扎”看作应当克服的障碍，但她发现这也是大学培养的重要契机——只有当“好学生脚本”被挑战、个体遇到挫折、陷入挣扎时，新的自我才会诞生。这才是教育应有的作用。

她说，真正的成长，是自己打破旧脚本、重建新叙事的过程。她的复旦8年，就是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母亲感慨：“女儿这大学上得值。”郑雅君的父亲在她11岁时因车祸不幸去世，在父亲离世后，她由母亲抚养长大。

在港大，郑雅君经历了另一种挣扎：读博期间她成为了一个母亲。疫情让她的研究生活雪上加霜——机构封闭停运使她失去育儿支持，研究工作也时常陷入停滞。

郑雅君的投稿不算顺利，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的结果特别好。她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位列港大前10%，还因此获得了30多万港币的博士论文年度奖学金——这是校级高端资助项目，可以支持获奖博士生在本校额外延长一年研修深造。

这时候她的考虑是，晚一年毕业也没关系，工作总会有的，于是在2024年和丈夫李晓亮一同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访学。在宾大，《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很赏识郑雅君的研究工作，不仅写信作了认真的反馈，还专门在自己家中组织联谊活动，来推动郑雅君和同行的交流。

一直以来，郑雅君的执念是，必须走顶尖学术路径，“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去更好的地方。其他选项都不存在。我必须不惜一切维护光环，因为那是我的身份认同、核心叙事”。读博后，她依然维持这套叙事，“发论文、做各种事，努力符合所有人对‘港大博士’的想象”。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回到甘肃。

郑雅君（右一）一家和导师白杰瑞（左二）

郑雅君2025年回到了甘肃，入职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为一名讲师。

在清华的交流活动中，一个跟郑雅君一样来自甘肃的学生诉说自己经历过的痛苦：由于数理基础差，他有过诸多不适应，“感觉已经到了可以判‘死刑’的程度”。

郑雅君提高了音量来回应：“我曾在复旦花了5年时间追赶，只为让自己看起来和同学们旗鼓相当。到了研究生阶段，我反而成了被学习、被羡慕的对象。我开始认真思考：我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追求世俗眼中的标准范本？这样的生活值得吗？我为什么非要挤进所谓的‘光环人群’？”

她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件事。别人怎么想、光环还在不在，其实都不要紧。”

这段话，也是她如今选择去西北师大任教的内在缘由。

甘肃是她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羞于言说的来处，那里发展相对滞后、条件有限。她花了16年才把“英文薄弱”“视野狭隘”的标签摘掉，怎么能又回来呢？

她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好几个答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家庭——丈夫李晓亮已先入职西北师大任教。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郑雅君认识了李晓亮。两人恋爱一个月就结婚了，很快儿子笨笨出生了。郑雅君不避讳谈及丈夫。丈夫是港大的师兄，农村出身，沉默内敛、不善言辞；家境清寒，结婚时所有的积蓄就是学校给的安家费。

郑雅君和儿子，这也是她最近的微信头像。

但郑雅君看到了丈夫的闪光之处：他内心沉静、不浮躁、真诚实在，不会为了论文指标而制造学术垃圾，虽然发文很慢。

2018年，李晓亮决定到兰州工作的时候，她完全无法理解丈夫的选择。直到因为疫情，她被迫留在兰州，接触到了很多西北师大的学生。郑雅君发现，普通人的生活也自有天地，这个世界是很宽的。

同时她也发现，名利、符号资本、名校光环，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美国名校里的人也会不停跳槽、出书，去往更好的平台。游戏规则和国内并无二致。

如果一直抱着“复制光环”的人生脚本，她就会永远活在“人外有人”的焦虑里。郑雅君想明白了：“我为什么非要拼命成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大概在去年，我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我认定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

甚至她觉得，有时候随便选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当年她随便选择了社会学专业。这个专业刚好赋予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自己的痛苦。如今来到西北师大，既然家庭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就它了。

硕士生导师熊庆年是最早建议郑雅君回兰州的人。他的一席话也起了作用：“你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要在学术研究上寄托什么救世情结，把心态放轻盈一点；学术、工作、光环、地位、名利，当然也重要，但肯定没有家庭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

更重要的是，在兰州，她可以继续推进自己的核心议题。

过去十年她关心的是，寒门子弟考上名校、实现教育阶层流动后，救赎并没有到来，反而进入了更复杂的困境，面临更隐蔽的挑战。现在她有了新的转向，开始关心那些没有“赢”的人。大多数普通人只有短距离流动，甚至没有流动，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高度筛选的教育系统里成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郑雅君重新开始了田野调查，她一头扎进了甘肃一所县级中学，至今已有近一年时间。

在那个县，没有什么产业，年轻人不上学就只能打工。教育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在那所高中，升学成绩很好。这正是郑雅君理想的田野调查场所。

在这所县中，她经常一待就是好几天，全程沉浸式参与学校生活。考虑到学生学业很忙，她只能偶尔去教室，因此她主要和老师聊。不过从上学期末开始，她渐渐融入了其中一个高中班级，班上学生跟她的隔阂渐少。今年她的重点是深入学生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成长状态。

西北师大是西北五省区优质师资的重要来源，其毕业生大多会选择留在西部中小学任教。这让郑雅君觉得，在西北师大教书更有意义，能真正影响西部教育。她给本科生上“教育社会学”，课程里会隐藏一个核心导向——教他们从社会学视角看问题，思考未来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并关照农村学生的特殊需求。

她还给教育博士上课。他们大都是在职的教育工作者，包括中小学老师、学校领导，是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郑雅君在西北师大的教育博士课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