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科裁员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从哈佛大学取消30余门文史课程，到国内某文科强校缩减文科招生计划，“文科无用论”被再次讨论。在国际语境中，文科的具体所指是人文学科，其学术旨趣更倾向于价值关注而弱于经验求证，且多少无关功用。正因如此，在一个就业压力日增的社会环境中，它面临学生流失与地位跌落的危机。

大学人文学科危机论由来已久，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它曾有过作为以神学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总体学问的辉煌地位，在科学乃至实用之术逐渐占据主导后，也由此开启其漫长的式微历程。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各种外部环境压力、学科的专门化乃至科学化以及内部不同阵营与派系的立场纷争等，众多内外因素交织进一步加剧其地位危机。

然而，大学不能没有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如今技术主导的加速时代，面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与人的精神困扰，人文学科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不仅不能萎缩，反而需要进一步放大为面向全体的普惠性教育资源。无论是人文学科的传统主义、功利主义还是批判主义倾向，在当代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教育价值，摒弃彼此的立场对峙，缓解内部纷争，共同致力于学生精神境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提升，对人类共同善的理解，对美好人生与公正社会的追求，这依旧是大学人文学科无可替代的使命，也是其摆脱当下危机的基本路径选择。

大学文科的式微及其教育价值重审

2024年9月，据哈佛大学校刊《深红》（The HarvardCrimson）披露，在当年秋季开出的课程中，哈佛至少有20多个学系的30多门课程被取消，其中大多为历史与文学课程。2025年初，中国某所文科见长的知名综合性大学也提出了要将文科类专业的本科招生计划从30%—40%降至20%左右的动议。这两起事件都在中美学术界惹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各种争议。其实，大学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专业招生规模缩减的端倪与趋势早已显现，哈佛大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出现主修文科专业比例逐年下降的迹象，到90年代这一比例几近腰斩。据统计，2005—2020年全美大学主修文科的学生下降了30%，英国与南非的大学同期也都出现了人文学科毕业生逐年下降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2015—2018年，整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授予人文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比例分别下降了5%、11%和9%，36个OECD国家中有24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1]最近文科本科专业招生规模的压缩不过是既有趋势的延续，如今之所以受到关注，毋宁说是由特定突发事件引起的眼球效应。事实上，在一段时期内文科类专业本科招生比例的下降，并不等同于文科类学科规模的压缩，更不代表文科无用论。值得警惕的倒是，在长期趋势中大学中的文科类课程及其教育价值贬值，这恐怕才构成文科生存的深层危机。

▍大学人文学科发展与式微的轨迹

作为流行语的“文科”，并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现实之中，人们习惯上往往把理、工、农、医之外的所有其他学科统称为文科。这种简单的归类难免有误伤嫌疑。事实上，类似于经济、管理、金融、教育和心理等相对偏重应用的社会科学专业，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科。在国际语境中的文科危机论，具体所指一般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通常其覆盖范围小则为文史哲，大则是与人类文化文明密切关联且覆盖几大领域的众多学科。例如，美国国会在1965年核准成立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 for theHumanities，简称NEH）时，对人文学科做了如下界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学科的研究：现代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法理学、哲学、考古、比较宗教、道德伦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与理论，其他具有人文内涵、运用人文学科方法的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以及出于对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传统、历史和人类当前环境予以关注的相关学科。”［2］皮尔斯（RikPeels）则从学科的家族相似性角度，将如下学科归属于人文学科：人类学，古典学，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和语言，法学与政治学，文学，诸如音乐、戏剧和舞蹈等表演艺术研究，包括绘画与电影等视觉艺术研究，哲学，神学以及宗教研究等。［3］

不难发现，上述领域大都是日常所谓无用而有大用的学科，其共同特征在于：弱于经验观察与数据呈现，方法与方法论不够明确甚至有些“神秘化”，主题风格多为“诠释性、分析性以及思辨性”［4］。与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数理学科、实验科学、技术学科乃至大部分社会科学，无论在方法与理论呈现形式还是实用价值上都有些格格不入。除此以外，就学术脉络而言，它们多是大学中有相对悠久传统的学科。也正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时空超越性，它们的长期存续在彰显其持久生命力同时，也不断地经受由时空转换而引发的危机。拉芬瑟（SverreRaffnsøe）认为，大学的人文学科危机并非发生于当代，自19世纪现代人文学科摆脱神学束缚并成为以人为中心的独立研究领域以来，就不断地经受各种不同形式的挑战，以至于有沦为“边缘角色”和“多余的消遣之学”的趋向。他认为，事实上，这种危机是人文学科长期衰退的结果，它早就处于潜伏状态，只是如今在人们感知中达到顶峰。［5］

拉芬瑟指出，人文学科以其现代面目与形态呈现并一度成为大学中的核心，也正是传统大学及其人文学科危机的结果。由中世纪始的大学经院哲学即传统的人文学科，作为神学的仆从以及神、法、医等专业的预备教育，在13至17世纪一直“扮演着必不可少而又不起眼的角色”，到18世纪末连同大学一度陷入与当代极为相似的危机巅峰，其最突出的表征是在1789—1815年不到30年间，整个欧洲的143所大学中约有60所关门歇业。［6］18世纪末的大学与人文学科危机有其深层背景动因，如为神学主导的经院哲学陈腐空疏，古拉丁语与希腊语等古典语言教育生涩繁琐，远离社会现实生活，作为新的学问——科学始终被排斥于大学之外，以至于长期为皇家科学院或众多民间学会以及业余爱好者所主导。此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传统人文学科与当时纷纷崛起的民族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之间存在疏离。18世纪末拿破仑废弃传统大学而发展重实利的高等专门学校，英国各工业城市在19世纪上半叶纷纷创办以工程与管理见长的新大学即今天的“红砖大学”，都是这一恢弘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简言之，传统人文学科作为一向沉醉于彼岸世界和人的精神层面之学问，在不可遏止的世俗化潮流中，其式微与衰落似是无可逃脱的命运。

正是为了挽救这种危机，19世纪初在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德国的大学改造走上了另外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在康德、施莱尔马赫、费希特以及洪堡等的倡导下，德国创建了柏林大学。拉芬瑟认为，柏林大学的基本理念是把人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使得人成为大学的中心；但是它不关注功用而是以人本身为目的，“构成科学核心与统一前提的人的感觉、认知、理性与判断等能力，应置于大学哲学院的中心位置，并不断地接受审查与培育”。如此，以人为中心的哲学院崛起，也意味着作为先验知识的人文学科再次进入大学及其知识组织体系中的关键位置。［7］以此为开端，柏林大学开创的哲学院及其人类中心主义取向，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分水岭。然而，它在赋予人文学科新的面目及其崇高地位的同时，也伴随其内涵的逐渐丰富与外延的不断扩大，即由人文（humanities）到人的科学（humanscience），从而为现代人文学科的长期式微埋下了伏笔。

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所期待的柏林大学，其理想状态是以纯粹的理论研究淬炼人的理性精神，企望以人类对所有无功用知识的自由探求，检视人的缺陷与所能达到的边界，以知识的完整与统一性，实现一代新人与完人的教化目的。它不仅把哲学视为与神、法、医平等的学问，甚至认为哲学是所有知识的总汇，这也是柏林大学的哲学院（FacultyofPhilosophy）以及哲学博士（PhD）产生的初始因由。然而，由此带来的一个悖论是：随后近百年的历史演绎轨迹表明，推崇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不仅偏离了以人为中心的教化目的，逐渐转向了外部客观世界，而且与知识的整体性愈行愈远，进而促成了大学众多分支学科。在各自高度专门化的演变过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愈加凸显，甚至形成相互抵牾的研究范式与学科文化。拉芬瑟认为，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就是一个由哲学到自然哲学、再到众多自然科学分支以及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些学科逐渐脱离了其哲学或者人文学科的母体，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人文学科再也难以承担作为其他学科基础的角色，而只是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特殊知识储备，并与其他知识形成竞争或者对等交流的关系。”［8］事实上，在此过程中，就是人文学科本身也在发生裂变，逐渐趋于高度专门化与学科化，成为大学内部整体知识拼盘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学内部知识分化与智识分工日益细化的格局中，人文学科也同样以建制化的演进路线而成为与其他领域并立的系科，广纳门徒，传技授艺，成为相对独立且有着浓厚规训意味的高度专门化学科与专业。

到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纯粹科学的应用价值在军事与民生领域的凸显，社会科学转向对经验世界的关注及其理论的科学化，在大学愈加世俗化乃至功利化背景下，人文学科更是快速淡化了其残留的博雅品味与精神贵族气质，或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门学问，或者成为面向所有学生的通识（博雅）教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高等教育尚为稀缺资源的精英教育阶段，人文学科还有其游刃有余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在社会各领域的滋生蔓延，以及由大众化引发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供需关系改变，人文学科处境愈加尴尬，至少从学生的偏好与专业选择角度而言，选择人文学科主修专业的比例开始出现大幅下降趋势。博耶（ErnestL.Boyer）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现，1970—1985年，美国新入学的大学生愿意选择“艺术与人文学科”专业的比例从21%降到8%，商科则从16%提高到27%，人文学科是所有专业领域中比例降幅最大的类别。［9］回到开篇话题，显然，人文学科本科专业的压缩，其来有自，且早已显露端倪。至于为何今天再次为人们广泛关注，有众多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

▍大学人文学科式微的表象、背景与成因

理解人文学科的式微危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首先是就其在大学中的地位而言，历经中世纪作为神学婢女的经院哲学，到文艺复兴时期转向宗教人文主义的人学，再到近现代世俗人文主义滥觞后逐渐蜕化为支离破碎的高度专门化学问，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衰落其实早已显现，并经过了一个长期缓慢展开的渐进过程。甚或，不妨说，一部大学史就是人文学科不可逆转地走向裂变与失落的历史，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崛起与实用之学兴起并逐渐在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过程。但是，无论围绕神还是人而建构的统整性学问以及它旨在培养完人的传统理念，让人文学科曾一度成为大学存续的合法性依据与精神根基，甚至堪称当今人类知识的源头或母体，其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贡献不可埋没。不止于此，它还是不同时期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如钱伯斯（EllieChambers）所言：“尽管人文学科始终关注传统，但该传统的某些方面具有进化意义，18世纪的世俗人文主义是革命与变革的有力前提，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便起源于人类的思辨传统。”［10］雷特尔（PaulReitter）等学者甚至把人文学科称为19世纪晚期德国的一种“特权资源”，不仅拥有特权地位，而且还是用于应对其他文化威胁而引发意义与价值危机的智力资源。［11］

当然，地位跌落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在当代作为学问、尤其是教化与教育价值的消弭，这也是我们理解人文学科式微危机的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一角度审视，对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科目设置、课程结构与内容、学习要求与学习方式等，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各种争议，但是无人否认其教育教化价值。近代以来，大学中较早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争论当属1828年的“耶鲁报告”（YaleReport of1828）。针对当时诸如哈佛大学与阿默斯特学院等压缩古典语言课程的本科教育改革，耶鲁大学旗帜鲜明地表明其坚守古典教育的立场。它认为，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是众多现代民族语言的源头，对这些文本的学习不仅是造就博雅之士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其“形成品味，以思想和措辞来训练心灵，并获得高尚、纯洁和简洁的感受”；而且，它也是学生接受更高层次专业化教育的基石，因为古典课程的学习是有用的，它在为现当代作品注入了基本理念的同时，也为其他学科乃至实利之学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智力训练。［12］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尽管“耶鲁报告”对古典课程的坚守并不能阻挡大学教育快速世俗化的潮流，但是，它关于博雅教育的理念却为此后美国大学独特的通识教育模式形成与推广奠定了精神基础。埃尔斯（EdwardL.Ayers）甚至认为，到20世纪初，在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推动下，人文学科作为一种糅合了德国研究型大学、牛桥传统与法国公务员训练的各种元素粘合剂，反而在世俗化时代站稳了脚跟，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13］这种经实用主义改造的理念与模式曲折绵延至今日，就是人文学科几乎成为所有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必修的模块。哈佛与耶鲁等综合性大学自不待言，就是以工程技术见长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等，也普遍设立人文学科系科与专业，无论主修什么专业，都要求学生必须在人文学科领域完成规定的学习单位。概而言之，所谓文科式微或危机论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教育价值的贬值，相反，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通识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往往更为重视人文学科学术水准的提升，使之具备可与其他学科媲美的实力。

最后一个审视角度是关于人文学科本科专业乃至学科规模的缩减，这才是当下人们为之忧心的文科危机论最典型的表征。如前所述，就长时段的历史而言，大学的世俗化与人文学科高度专业化，是人文学科专业吸引力下降且难以逆转的宏观历史成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各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普遍引发了一系列涟漪效应。一方面，由于专业设置具有低成本优势，且学习门槛相对较低，人文学科招生数量大幅增长。尽管其占总体的比例相对其他领域确有持续下降趋势，但因为分母扩增，实际招生的绝对数量仍非常可观，如在OECD国家，据统计，2000—2012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绝对规模依旧增长了1.4倍［14］，如此势必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失衡，以及就业机会与就业的专业对口比例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发经济社会变革，也促发了劳动力市场对理工科（STEM）专业的旺盛需求，相较于人文学科，理工科专业就业机会以及获得高回报工作的优势日益凸显。

故而，在此消彼长中，若以就业市场论长短，人文学科专业自然难掩其江河日下的颓势。正如洛塔鲁（DanielRotaru）所说：“在以即时回报为标志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以时间及其生成的利润来衡量，人文学科显然不合时宜了。”他将这种时代症候称之为“市场暴政”的产物，也是以市场为中心与经济为首要动机的大学企业化结果。［15］对于大学中的这种功利转向，佩埃乌拉（JuliaOlmosPeñuela）等人则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长期的政策议程所带来的后果。自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提升国家在全球中的经济竞争力，OECD成员国纷纷把支持与资助的重点聚焦于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政府关注大学对经济贡献的可量化指标，在强化理工科发展优势的同时降损了人文学科的价值与学术地位。［16］简言之，在大学主动或被动功利化与学生现实谋生压力日益加剧的社会环境中，一向有其独特精神偏好的人文学科，其式微也在情理之中。

由以上三个不同角度审视，或许可以对当代人文学科存在状态与命运做如下概括：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而言，从向往彼岸的信仰皈依，到告别彼岸追求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完满，再到如今甚至不得不为获得自身合法性而陷入学科化樊篱的蜕变，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跌落的确是一个长期趋势；就当下社会稻粱谋的世俗功用而言，鉴于其知识属性，相对于其他领域，以人文学科为生的空间也委实越来越逼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未必能有大的改观。因此，倘若以历史上曾有的显赫地位与当下就业的境况而论，人文学科的确风光不再。不过，这种趋势与状态充其量代表人文学科相对于过往的落寞与失意，即便称得上危机，也不过是由环境变迁或外在胁迫而引发的一种集体性忧患意识。而真正的深层危机或许为：在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与工具主义盛行和学历日益贬值的今天，人文学科自身及其作为教育资源，是否还有其存续乃至不可或缺的价值？这才是关联人文学科命运的内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