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国家」幕后推手：电影筹备就投资马璿
由美籍导演葛静文(Vanessa Hope)执导的纪录片「看不见的国家」(Invisible Nation)，历时七年拍摄、于2023年完成。这一纪录片贴身记录了台湾民主进程，以及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八年执政期间的政治实践。影片聚焦女性领导者的治理经验，也穿插台湾在经济、人文与国际政治角力下逐步被世界看见的过程。
纪录片「看不见的国家」(Invisible Nation)筹备期间，旅居海外多年的台湾侨胞杨次雄(图左)、杨黄美幸(图中)及黄再添(图右)便与非营利组织「Hello Taiwan」执行长江明信共同筹资协助拍摄。(记者马璿／摄影)
作品上映后在国际影展与放映期间引发关注与讨论，但对许多长年旅居海外的台湾人而言，这段历史并非完成后才能衡量价值的投资，而是一个即使尚未成形，也必须被支持、被推动、被说出口的台湾叙事。为此作出不懈努力的，则是一群未被看见的推手。
拍纪录片 更当文化推广
2020年，非营利组织「Hello Taiwan」执行长江明信听闻拍摄计画后，十分激动，随即与黄再添、杨次雄、杨黄美幸等多位旅居纽约的台湾侨胞投入协助筹资与后续推动。之所以如此「冲动」，来自那份在海外也要对台湾有所贡献的心，对他们而言，这不仅只是一部纪录片的制作，而是一次延续多年、以影像为媒介的文化推广。
「不是看完以后才要投资它，」杨黄美幸直言，「还没有做的时候就先投资了，不然怎么会有钱去做这个纪录片？」在她的理解中，支持「看不见的国家」的起点，并不在于市场回报，而是对创作现实的判断，若在筹备期间没有人愿意先承担风险，这样一部以台湾为主体、面向国际观众的作品，根本不可能诞生。
不过，这样的选择也来自制片群对导演与题目的信任。杨黄美幸指出，葛静文长期关注国际政治，对台湾在全球叙事中经常被忽略的处境并不陌生，「她感觉到台湾在国际上被孤立，也知道台湾的生存很重要。」这样的理解，使她在企画仍停留在概念阶段时就愿意投入资金。
看重外展 锁定国际观众
江明信则指出，他真正深度介入这部纪录片是在疫情初期。「初剪跟现在差很多，」他说。后续的访谈补拍、叙事调整，以及加入国际局势的对照视角，都是在与海外资源网络接轨后逐步完成。「我们虽然没有用官方名义支持，但如果我们给了资源，就可以让这部片被世界看见。」由于组织过去曾有组织美国职棒纽约大都会队台湾日、冰上曲棍球纽约岛民队台湾日等活动，他也在该片上映时于北美协助推广，希望纪录片能在白宫放映给重要的美国政要观赏，借此提高与美交流。
黄再添则回忆，他加入时已是后期制作与行销阶段，但在他眼中，这部作品与过往仅停留在历史回顾的台湾题材纪录片有明显不同，「看不见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以国际观众为对象，并借由导演过去的经验，试图进入更大的公共讨论场域，潜在的外展功能，是他特别看重的部分。
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叙事角度上。黄再添指出，片中并未从大众熟悉的国共内战切入台湾历史，而是一路从台湾被殖民的历史谈起，铺陈至当代民主的形成。「这一点是很多外国人看不到的，」他说，「但她看到了」。
产生共鸣 贴近生命经验
对杨黄美幸而言，导演处理历史的命题的关键其实不在是否钜细靡遗，而在于是否被如实呈现。「很多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台湾的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说，「是很多人被关、被杀，家属前仆后继才走到今天。」她也直言，对某些将台湾民主成就过度简化的国际说法感到不满，「如果没有那些运动、那些牺牲和民众带来的压力，(当局)怎么可能自动放手？」
杨次雄则从更长的时间轴回看「看不见的国家」所产生的共鸣。他指出，海外台湾人之所以对这部纪录片高度投入，并不只是出于文化认同，而是与自身生命经验密切相关。「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在戒严、白色恐怖的阴影下长大的。」他谈及儿时记忆，当回忆父亲为躲避追捕，叮嘱他「不管怎么样，你先走」时，那种恐惧至今仍历历在目。也正因为如此，他来到美国后，才能对自由有更深的体悟。
杨黄美幸补充，「后来我们来到美国，第一次看到可以公开示威、批评政府，才真正体会什么叫民主，那种自由的空气，会让你更不可能对台湾的处境无动于衷」。
为台发声 讲自己的故事
杨次雄回忆，无论是1970年代的「保钓(鱼台)运动」，或1979年台美断交事件，海外社群的动员往往是在被迫回应国际现实的情况下形成。他提到，曾受邀参与华人医师协会活动，对方回应「我们有华人的(组织)啦」，这段经验让他意识到，「只是华人」并不能自动替台湾发声，台湾人必须用自己的名字，主动去讲自己的故事。
葛静文过去在受访时曾表示，2016年她注意到台湾可能迎来首位女性总统，便再度来台记录选举过程，并在此期间与制片人冯贤贤展开合作，「因为我认为台湾应该拥有自己的故事」。而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情势也产生极大变化，「美国刚经历一场令人失望的总统选举，台湾却选出了一位让人敬佩的领导人。」当时的她，希望透过这部纪录片，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民主的价值，以及极权体制带来的威胁。
女性视角 一窥民主实践
而在制作与推广过程中，葛静文也多次强调，「看不见的国家」并非替单一政治人物立传，而是试图透过相对「去政治化」的影像语言，从多位女性政治人物的角度，让国际观众一窥台湾民主实践的历史脉络。这一点，也成为江明信在筹备初期看见其潜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透露，片中蔡英文与爱猫「阿财」互动、被猫叫声打断访谈的插曲片段，让他印象深刻，「那种轻松、不带权威性、又很有人味的画面，跟我们过去看到的总统形象很不一样」。
电影之外，要提高台湾能见度，更大的工程其实也在海外发生。黄再添指出，在「看不见的国家」问世之前，海外台湾人早已透过各种形式尝试建立属于台湾的国际论述空间。「十年前我们甚至集资成立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他说，「因为每一次谈台湾，都是先讲到中国，再顺便谈到台湾，主体永远不在(台湾)，所以这部片也跟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亦透露一个幕后趣事，在纪录片尚未发行时，台湾凭著晶片制造的实力跃上国际舞台，「当时台湾很快就被全世界『看见』了，我们那时还开玩笑说，电影还没放就过时了怎么办？」
不过，对这群海外台湾人而言而言，「看不见的国家」并不是拓展台湾外交韧性的结论，而是一个提醒、一个未完待续的逗号。因为对于台湾人来说，被肯定、被认知、被看见，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而是无数前辈用血泪踏出来的路，借由历史洪流不断传递、交接，传给下一代台湾人未完的马拉松。
2020年，非营利组织「Hello Taiwan」执行长江明信(中)听闻「看不见的台湾」拍摄计画后，随即与多位旅居纽约的台湾侨胞投入协助筹资与后续推动。(记者马璿／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