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悲剧人生weed123

1956年，27岁的陈掖贤毕业于人民大学外交系。这一年，他接到正式通知，他母亲就是闻名全国的抗日英烈赵一曼。对他来说，这消息太突然了。不仅如此，就连他父亲陈达邦，也是在此后才被告知，赵一曼就是他的妻子李一超。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掖贤亲眼看到了母亲就义前写给自己的遗嘱，几乎哭晕在地。他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一字一划地将遗嘱抄了下来，并在自己的左臂，用钢针和墨水，刺上“赵一曼”三个字。他要把母亲叮嘱他忠于人民、报效祖国的遗教，铭记在心。

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

这一年，陈掖贤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他烈士子女的身份明确后，有关部门通知他去领取赵一曼的抚恤金，他拒绝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有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袁宝珊和陈掖贤都在下放之列。这些新社员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每天天一亮，吃罢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一盒米饭当午餐，就出发了。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河，才来到水电站工地。陈掖贤他们的任务是往工地运石料，把当地老乡在河滩上挑选出来的鹅卵石，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这些鹅卵石每块都有一百多斤，全靠背驮，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在14小时以上。

据袁宝珊回忆，每天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修完水电站后，又接着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正赶上抗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14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在这样的强劳动环境下，陈掖贤一声不吭地挺了过来。他后来可以同社员一道，走30里山路从深山里把七八十斤果子背回来。

原本，像这样的劳动锻炼，他是可以托关系不去的。他的背景远非只是烈士子女，他的姑妈是老红军，姑父是中共七大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他的父亲陈达邦是和王明、博古、杨尚昆一样的老同志。

陈掖贤与父亲陈达邦合影

1959年1月，劳动锻炼结束，陈掖贤又回到学校教书。此时，妻子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中拿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陈红。

陈红出生后，姨婆李坤杰知道赵一曼有了孙女，非常高兴，接连写信给陈掖贤，希望能将陈红交给她抚养。陈掖贤便将陈红送到了母亲老家，托付给姨妈抚养。

但也就在此时，陈掖贤与妻子之间出现了问题。两人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等方面多有不合，婚后又因下乡劳动锻炼，聚少离多，时间一长，便免不了产生摩擦和矛盾，以致经常争吵。最终两人选择了离婚。

不久，张友莲因为受到离婚和孩子离开的刺激，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这样一来，陈掖贤的情绪也不免受到影响，变得日益消沉郁闷起来。

偏偏在这种时候，1960年3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袁宝珊和陈掖贤又一次被列入选派之列。他们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这次锻炼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最大的困难却是饿。当时每天两顿饭，每顿到公共食堂领一个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每天晚饭后，还要与社员一起“大辩论”，主题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这种会每天都要开到半夜。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直到暑假才结束锻炼回到学校。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了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然已经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就成了月光族。学校领导为此很是着急，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让袁宝珊替他管理开支。每月拿到工资首先还清欠款，买够全月需要的饭票，剩下的钱就保管在袁宝珊手里，袁宝珊把这些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用作零花钱。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袁宝珊发现陈掖贤会拿饭票换成现钱去花，到月底又没钱吃饭了。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陈掖贤说：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卖，每两2．7元，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这一来，他一周的零花钱就差不多用光了。

这年秋天，他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这顿饭让陈掖贤受了很大震动，使他思想上原本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认为“上面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汇报了他的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了上去。学校党委向他解释，政协餐厅是为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才设立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消除他的苦恼。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到陈掖贤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便让他去安定医院检查一下。经诊断后，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陈掖贤在医院轻症病房住了几个月。出院后，陈掖贤和妻子破镜重圆，选择了复婚。

那几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文革期间更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都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他长期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说他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这两条罪状，都足以置他于死地。1966年，陈达邦被迫害致死，临死前，他对陈掖贤说：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陈掖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在新单位一直干到1982年逝世。这期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班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妻子经常住院，陈掖贤的经济状况更加拮据。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探望，才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因是他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大家赶忙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了两栋单元家属宿舍楼，凭工龄陈掖贤只能住四、五层，但陈掖贤却被安排住进了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研究院的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

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有同事去他家，发现他已自缢身亡，这一年，他53岁。妻子张友莲已经在他之前因病去世。

陈掖贤的一生是个悲剧，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但母亲的遗嘱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无法和这个时代完全相容，他看不到出路，只能选择结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