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纷争中国历史评论

晚清著名学者皮锡瑞认为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东汉《春秋》学因其在东汉经学史上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早在清代乾嘉之学兴盛时期，东汉的《春秋》就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当时的学者言必称贾、马、许、郑。近年来，有关东汉《春秋》学的研究新成果更是不断出现。但是，前人的研究仍有未尽之处，故不揣谫陋，略陈弊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汉前期的《春秋》学

（一）《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一次交锋

经历了王莽改制，人们认识到了王道社会的虚幻，开始怀念西汉的小康了。于是在王莽末年出现了所谓人心思汉的局面。刘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刘秀登基后，以西汉的正统继承人自居，表现出要带领人们重新回到西汉的姿态。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开始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针对西汉后期刘家政权的轻易丧失，刘秀开始有针对性地加强集权，尤其重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早在刘秀完成统一前的建武五年，就在洛阳恢复了太学，太学博士的恢复就更早了，至少在建武二年范升就已被征召为博士。不过刘秀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博士的设置几乎完全照搬了西汉后期的模式。“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杨天宇认为：“正是今文经学家所制造的这套‘汉运中衰’的理论，为王莽篡汉铺平的道路。”今文经学要对西汉的灭亡承担很大责任，曾经在长安太学学习过的光武帝刘秀，对今文经学的思想本质显然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是西汉的正统继承者，才不得不恢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王莽主政期间曾被立于学官，彻底否定王莽就必须舍弃古文经学。显然这并不是刘秀的本意。他试图立《左传》博士，不过遇到了很大阻力。于是，出现了两汉经学史上第二次今古文之争。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奏提议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刘秀在云台大会公卿、大夫、博士，商议此事。今文经学博士范升等人表示反对，反对理由有四：1.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2.“授受不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可能是伪造的。3.非先帝所立，无因得立。4.除此二家以外还有许多家，将立不胜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上述四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早在西汉时就曾被人提起过，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就说那些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

第二条其实是古文经的通病。不像今文经学有完整明晰的传授谱系，古文经学的传授谱系多是不明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今文经学在西汉是官学，古文经学在西汉仅传播于民间。就如同贵族往往有很清晰的家谱，平民三两代以前就不太清楚了。今文经学在西汉的传授有清晰的谱系可查。可是在今文经学被立于学官以前的传授情况同样也是一笔糊涂账。第三条是范升最重要的理由。既然皇帝标榜自己为西汉的正统，那么就应该延续西汉时期的博士设置。第四条则是对皇帝的警告，此例一开，让你头疼的事还在后头呢。

与范升相反，陈元则支持立《左传》博士。他在上疏中先是对皇帝进行了一番称颂，接着指出今文博士为“沉溺所习，玩守旧闻”。然后就范升对《左传》的指责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范升的指责是把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无限上纲，是“小辩破言，小言破道”。

陈元重点对范升的第三条理由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帝王之间有所因袭和变迁是很正常的，他着重列举汉宣帝立《梁》的事例来说明先帝对待经学问题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最后刘秀决定采纳陈元的意见设立《左传》博士，考虑到陈元刚刚与今文博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为减少阻力，立李封为《左传》博士。尽管刘秀做了一些让步，不过来自反对者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恰逢李封此时死去，刘秀就再也没有任命新的《左传》博士，《左传》立而复废。

通过这件事情，明显看出刘秀对《左传》采取了扶持态度。目的就是试图尽量削弱《公羊》的影响。但是，皇帝的意图最终没有实现，这次立《左传》跟西汉末年刘歆主张立古文一样最终以失败告终。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尚未像后世那样高度专制，士人还有一定的发言权。二是《公羊》西汉时被立于学官，经过了西汉中后期的发展，《公羊》学的势力非常大。此时《公羊》学者反对立古文经，并非像西汉时期那样是出于坚持王道理想，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利禄考虑。

一部经典被立于学官就意味着读它就可以做官，已经被立于学官的学派显然不愿意别的学派来分一杯羹。当时的显贵们多数治今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派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以柔术理天下”的刘秀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只好放弃。另外，当时统一尚未完成，立《左传》等古文经学博士，的确如范升所言，并非急务。不过，后来刘秀对范升的处置很能反映他的真实态度，仅仅因为一点小事，刘秀就将范升罢官了。

（二）《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二次交锋

东汉《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一次交锋以《公羊》学派的胜利而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汉章帝即位后又有了第二次交锋。在这次交锋中，首先由《左传》学者贾逵发难，贾逵向皇帝上书再次挑起了今古文的争论。

在贾逵的言论中他首先对《左传》和《公羊》进行定性：“《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世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定性。于是有人指出了《左传》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类的话，也举出了《公羊》中诸多强调伦常的言语。其实无论《左传》还是《公羊》，都能从中找到对统治者有利的东西，也有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内容。关键在于《左传》学者强调《左传》中的君父之义，西汉的《公羊》学者充分发挥了《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比如在西汉《公羊》学传授谱系上至关重要的眭弘就曾根据经义上书要求皇帝退位。

贾逵对《左传》和《公羊》的定性，显然也代表了皇帝的看法，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哀帝、光武帝到汉章帝都对《左传》情有独钟了。贾逵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还特意举出了四条例证来说明《左传》与《公羊》的不同。当然他所举的例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商榷的余地，不过贾逵显然把它们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皇帝也认可了这样的例证。

接着贾逵又回顾了《左传》学派与《公羊》学派纷争的由来。把《左传》没能在西汉末年立于学官归过于刘歆的斗争策略，把东汉初年《左传》立而复废的原因归结为不明图谶。图谶，也被称为谶纬，是假托孔子的名义所作的一些解释经书的东西，或者预言。谶纬的产生是一个儒生与方士相结合的怪胎。在两汉的政治生活中，谶纬发挥了很重要作用。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谶纬论战。

不过谶纬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在于给皇帝的头上再安放一个权威，而且还在于它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显然不利于统治者维护统治。所以政权稳定以后，刘秀就开始了对谶纬的整理。在他去世前，还曾经公布了官定的谶纬文本。因为在刘秀称帝的过程中，谶纬发挥了很重要作用。所以在东汉前期，谶纬有着很高的权威。甚至皇帝的诏书中也会引用它。东汉初期以郑兴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对于谶纬的确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到了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家也开始介入谶纬领域。

贾逵不仅介入谶纬，而且还把谶纬与《左传》相结合，来验证东汉王朝在五德终始说中的地位。通过对《左传》的曲解和附会，贾逵通过一句“其处者为刘氏”为汉家皇帝找到了显赫的祖宗，证明了刘氏乃尧的后人。通过对《左传》中所提到的远古帝王谱系的排列，证明尧在五行之中居火。从而证明，作为尧的后人的汉家王朝在五行之中也应当以火德自居。

贾逵的这番言论深受汉章帝赏识，汉章帝不仅赏赐了贾逵，而且还让他从《公羊》学派严、颜两家中选择二十名高才生教授《左传》。

△ 贾逵画像

《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的第二次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西汉今文经学激进的思想导致了西汉王朝的灭亡，东汉的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始终不放心。于是，到了汉章帝时期就有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白虎观会议就是在不触动今文经学派具体利益的前提下对今文经学的思想内容进行规范。

在《春秋》学者杨终提议下，汉章帝下诏在皇家藏书机构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初衷是为了减省章句。因为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后，立于庙堂之上的今文经学就朝着繁琐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到了说“曰若稽古”四个字就达两万余言的地步，不利于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东汉建立以后，朝廷多次下诏对章句进行简省。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也是对章句进行简省的继续。不过，会议的成果绝不只是简省章句这么简单。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由此可见与会者相当广泛，数量也不会太少。从会议的过程来看，汉章帝的意图得到了贯彻。会议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白虎议奏》一书。关于这本书前人多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已经亡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虎议奏》就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白虎通义》。不管《白虎议奏》是否就是《白虎通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白虎通义》体现了汉章帝的意志，是一部钦定的经学总论。很有可能《白虎议奏》类似于《石渠阁奏议》，记载了会议的过程，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最后皇帝的裁决，应该属于档案性质的原始记录。而《白虎通义》则是由班固根据皇帝的意志，将白虎观会议的最后结论整理成书。

《白虎通义》大体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共有四十三篇，涉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该书中有很多地方牵涉《春秋》，在具体的表述上基本上采用了《公羊》家的观点，偶尔用到了《梁》，但基本不用《左传》。

这是不是表示《公羊》在当时的影响仍然远在《左传》之上呢？恐怕不能这么说。本身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整理当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章句，虽说有古文学者参与其中，但是今文垄断学官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白虎通义》体现了会议的成果，当然也不会出现《左传》的内容了。我们前面说会议的召开直接目的是为了简省章句，但并不止于此。在这个过程中也对今文经学中对统治者不利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删除。这一点也可以从《白虎通义》中看出来，《白虎通义》虽然以《公羊》为主，但是《公羊》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却几乎看不到，比如《公羊》家的三科九旨之说，贬天子退诸侯之论，基本都不见了踪影。

这次会议之后，汉章帝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削弱今文经学的影响。“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读古文经典也可以做官，这一点有很强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