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宫刑的真相最爱历史
多年以后，当司马迁放下撰写《史记》之笔时，他大概仍会想起那个令他蒙羞的时刻。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九月，他被以“诬上”的罪名逮捕入狱。“诬上”等同于后世的欺君之罪，在汉朝应判腰斩。但此时，他所收集整理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仅仅撰写了一小部分，还未达到流芳百世的巨著规模。
《太史公书》是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叮嘱他一定要完成的史书。对司马迁来说，撰写此书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有延续父亲遗愿的意义。眼下，面对生死关头，他只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所幸，汉朝对于死刑的执行界定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当时规定，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种是交钱赎罪，即“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而另一种则是承受“腐刑”，通过去势失去做男人的资格。
司马迁彼时为太史令。汉朝官制规定，太史令为秩级六百石官员，每月禄米仅有70石。在汉朝，丰年时米价一般在30—50钱（五铢钱）/石。也就是说，司马迁不吃不喝，一年收入最多为42000钱，要一下子拿出50万钱罚金去赎命，难过登天。
所以，被捕入狱后，司马迁没得选，只有承受“腐刑”才能活下去。
天汉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的苏武被扣押，汉武帝大怒，决定再征匈奴。
此时，曾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均已谢世，大汉有兵无将。汉武帝只能沿用过去的思路，起用宠妾李夫人之兄、曾破大宛获良马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帅，以三万步骑协同作战的模式，进攻匈奴。
考虑到李广之孙李陵曾任建章监和贴身侍卫，又有多年在敦煌、张掖屯兵练武的经验，且曾深入匈奴腹地勘察地形，汉武帝认为他更适合担任李广利大军的后方运粮官。所以，待朝廷点完将后，汉武帝又将李陵召回朝，要他为大军筹备出征粮饷。
但是，李陵在入朝拜见汉武帝时，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给李广利当后勤部长。
李陵的理由很直接，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祖上三代都是冲在最前线替汉朝打仗的先锋，如今，仅让他做个后方粮官，有辱李广子孙的家族使命。当然，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广利打仗向来平庸，难有胜仗，李陵若充当其运粮官，难出战绩，不利于振兴当时已趋没落的李广家族。
▲李广画像。图源：网络
于是，李陵请求汉武帝另赐一队兵马给他。他愿意率着这支“别动队”，绕到匈奴人的后方，发起致命一击，以配合李广利在前方的攻势。
没想到，汉武帝拒绝了他的请求。
李陵并未死心，他继续表示，自己愿意率领麾下那支在酒泉、张掖等地备战练武的5000人部队先行，为李广利大军占据先机。李陵手里的这支部队是清一色的“丹阳兵”，以步战善射闻名。汉武帝本来担心“以步御骑”容易招致败仗，可李陵却信誓旦旦地表态，自己有完胜的把握，希望汉武帝尽快授其兵权，直捣单于庭。
这下，汉武帝大喜，遂令李陵率军先行出征，再命强弩都尉路博德领兵做李陵的后备。这个决定却遭到路博德的强烈反对。
路博德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从前曾为伏波将军，灭过南越国，打仗是一把好手，老将怎么可能充当他人的配角？但他对汉武帝说出的理由是，李陵选择在九月秋收之际发兵，犯了兵家大忌，他不愿看到汉军将士为此而送命。无奈，汉武帝只能取消了路博德接应李陵的计划。
不幸的是，李陵此次出塞，竟遭匈奴主力包围。他挥师搏击、杀敌数千，却仍难逃被包围的命运。在匈奴左、右贤王主力八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矢尽道穷”，只能将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广利身上。
然而，就在李陵大军遭遇围困之际，他的手下管敢却率先投靠了匈奴人。管敢是李陵军中的斥堠（侦察兵），十分熟悉李陵军队的兵力部署。管敢向匈奴人泄露了李陵的底牌，导致李陵未能等到援军便已全军覆没。战后，李陵害怕被汉武帝问责，遂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来，汉武帝大发雷霆。而朝中大臣也多是见风使舵之辈，陛下盛怒，他们也有多狠骂多狠，唯独列席朝会的司马迁，一言不发。
司马迁的反常，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便点名询问其看法。
司马迁说，自己与李陵年纪相仿，又同朝为官，虽然平日里工作没什么交集，但“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针对李陵投降一事，司马迁坚持认为，李陵虽战败，但他的所作所为已公诸天下。他是个十分看重家族声誉及爱惜名节之人，他活着投降匈奴，应该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策，以待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司马迁绝对不会想到，正是自己这段为李陵辩白的发言，彻底激怒了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图源：影视剧照
汉武帝误认为，司马迁对一个败军降将的“洗白”，旨在指责李广利、路博德等后方大军救援迟钝，由此引申，则是汉武帝用人失当，才导致本该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失败的恶果。
一念及此，汉武帝也不给司马迁解释的机会，便给他定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下狱论死。
问题来了，司马迁替李陵辩白是否站得住脚呢？也就是说，李陵的投降行为到底是真是假？
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李陵先假投降，后迫于形势而真投降。但反过来想，李陵一开始或许就是真投降，只不过他的表现并不像其他投降者那样卑躬屈膝，反而是带着一种悲壮和无奈，恰恰是这种“悲情英雄”的铺垫造成了司马迁的误判。
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从遭遇匈奴大军围困到完全战败投降，中间曾有过一段纠葛挣扎的过程。那时，面对匈奴大军的合围，李陵率军边打边撤，最后被匈奴兵断了后路，堵入一处峡谷之中。匈奴单于并不打算放过李陵，遂在峡谷两侧的峭壁上埋下伏兵，等李陵率军进入其提前布下的“口袋阵”后，再“乘隅下垒石”。经此一战，李陵的5000步卒死伤惨重。即便如此，李陵自始至终都坚持力战。直到双方战至黄昏时刻，看到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李陵这才身着便装只身出营，并制止手下跟随：“便衣独步山营，止左右：‘毋随我。’”
▲李陵画像。图源：网络
按照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解读，李陵此时单独出营并非为了乞求投降，而是想凭借个人之力刺杀单于，以期改变战局。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与李陵作为军队统帅的身份背道而驰，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后面李陵去刺杀单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良久，（李）陵还，叹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 。”
此时，摆在李陵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在军中自戕，另一条是回去接受汉武帝对战败者的处罚——斩刑。而斩刑这条路，他的祖父李广当年率军出征匈奴时，就已经替他尝试过了。史载，李广当年率军自雁门关出击匈奴，因遇匈奴单于主力围困，为匈奴兵生擒。后来李广诈死，偶然劫得匈奴良马，逃回汉朝。汉武帝见后，立即让廷尉府逮捕李广审讯问罪。廷尉府官员认为，“（李）广亡失多，为虏所生得，当斩”。最终，李广靠同事、亲朋及自己的家资，才得以交钱赎罪，贬为庶人。
如今，历史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李陵的头上。他应当十分明白，失兵回汉朝，或许仍有机会苟活于世，但重振李氏家族的希望从此熄灭了。
于是，据《汉书》记载，李陵刺杀单于失败后，曾有一名军吏劝解过他：“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军吏所说的“浞野侯”，正是曾流亡匈奴十年的汉将赵破奴。赵破奴与李陵类似，也曾率万骑部队深入匈奴腹地展开“斩首行动”，但出师不利，为匈奴左贤王所俘。直到李陵率军出征前夕，赵破奴才携家带口回到汉朝。朝廷对他的处置也比对待李广宽容，汉武帝没有怪罪赵破奴，反倒以礼相待。
听完军吏的话，李陵立马制止手下的劝降意图：“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
毫无疑问，如果司马迁知道此事，他必然会结合李陵之前的表现，进一步巩固其心中李陵拥有“国士之风”的看法。
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让人失望。在随后的突围过程中，当李陵看到副将韩延年突围失败选择自杀殉国时，他却又宣称“无面目报陛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投降匈奴。前后反差，匪夷所思。
据史书记载，李陵到了匈奴后，备受单于礼遇。当时，他的同僚好友、出使未果的苏武正被单于扣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牧羊以消磨意志。李陵得知此事后，一直“不敢（访）求（苏）武”，甚至被单于督促着前往北海劝降时，他也表现得异常拧巴。
见到苏武后，李陵当即自剖心迹道：“（李）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李）陵？”——你苏武不愿意投降的心情和毅力，怎么可能超过我呢？又说，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达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还谈何忠君保节呢？见劝说苏武无用，李陵又说：“嗟乎，义士！（李）陵与卫律（此前威胁苏武投降匈奴的胡人）之罪上通于天。”并做势要与苏武诀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