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在学术界谋生存

3月20日，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的学生从澳洲、欧洲、亚洲和美国各地齐聚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庆祝导师荣休的工作坊。

学者的特点是争鸣，但也有共识，就是中国研究领域有个伯克利学派（The Berkeley School of China Studies）。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前排左起第三席地跪坐的司徒蕾（Rachel Stern）教授。

伯克利学派有四个特点。

第一，人本价值。用康德的话说，既以中国为手段，也以中国为目的。看中国，首先看到一个国家，其次看到一个有特色的中国。看中国人，首先看到人，其次看到一个有特色的中华民族。

第二，理解至上。用加达默尔的话说，研究中国是为了理解中国，理解是视野的融合，实现视野融合的唯一路径是真诚的对话，真诚对话的前提是真心相信对方可能在理。

第三，实事求是。用胡塞尔的话说，研究中国必须走向事实本身，为了走向事实，要搁置不合适的概念，一层一层地摘掉有色眼镜。

第四，概念创新。用黑格尔的话说，研究中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看清“个体”，第二阶段理解“特殊”或“殊相”，第三阶段提炼“一般”或“共相”。

欧老师说，退休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各地看看，特别是念兹在兹的中国。

庆祝活动的第二天是行山。对伯克利毕业的师弟师妹来说，这是怀旧之旅，欧老师当年就是在行山时讨论他们的博士论文，有时从下午谈到天黑。下山时，我是队尾，拍下了欧老师拉着夫人的手下陡坡的背影。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