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界孤立钱学森时，一位美国人站了出来王诗蕙/张现民

2026年是钱学森诞辰115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钱学森旅美20年是他学术成长的重要阶段。在钱学森20年的海外学习和工作中，他与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合作共事，弗兰克.E.马勃（Frank E.Marble）便是其中之一。两人不仅在学术上切磋共进，亦在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在钱学森遭受政治迫害、回国受阻期间，马勃持续提供支持，协助处理多项联络与事务性工作。这段困厄时期铸就的友谊，见证了两位科学家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与对正义的坚守，是20世纪科学界跨国交往的重要案例。

当前学界对钱学森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学术成就和航天贡献，而对个人友谊特别是国际交往关注不足。虽有研究偶有提及马勃，但对二人友谊的内涵、发展脉络及对彼此学术与人生的影响尚未作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钱学森与马勃的交游脉络，旨在填补相关研究空白，为理解科学家精神世界与科学共同体生态提供新视角。

志同道合：钱学森与马勃在喷气推进中心的友谊起点与学术协作

“钱学森才华横溢，对工作要求极高，标准严苛。他是位天才，也是少数我真正想与之共事的人之一。”[1]——摘自1994—1995年弗兰克·E.马勃的访谈录（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

二战期间，喷气发动机与火箭技术突飞猛进，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把获得军事优势作为战略追求的目标，因此将喷气发动机与火箭技术视为构建军事领先地位的关键。

古根海姆基金会敏锐地认识到喷气推进与火箭技术的双重价值：它既满足了美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迫切需求，又蕴含着和平时期商业应用的巨大前景。于是，古根海姆基金会于1947年初着手筹划推进火箭发展及和平、商业利用计划。同年5月29日，基金会主席哈里.古根海姆（HarryGuggenheim）致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C. 汉萨克（Jerome C.Hunsaker），提议6月9日后与美国火箭协会创始人、主席乔治.爱德华.彭德雷（George EdwardPendray）3人共进午餐，商议该计划并征求意见。6月9日，汉萨克如约会见了哈里.古根海姆和彭德雷，对古根海姆基金会建设喷气推进研究机构的动议大加赞赏，并热切鼓励开展问卷调查。在前期调研以及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古根海姆基金会决定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设喷气推进中心。1948年，钱学森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邀请，准备出任该校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在确定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特意致函该校机械工程系主任弗雷德.林德瓦尔（FredLindvall），在信中明确提出“无论如何请留下弗兰克.E.马勃”，并希望他成为喷气推进中心的首位新教员。此前，马勃已收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还得到康奈尔大学比尔.西尔斯（BillSears）的积极推荐。但由于钱学森的邀请以及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前景的认可，马勃婉拒了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最终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与机械工程助理教授的职位，正式加入由钱学森主导的中心建设[1]。

在马勃求职时曾将麻省理工学院列为目标之一，并专程前往面试，其核心动因就是“想与钱学森共事”。而当时钱学森已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赴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中心项目，这一信息在初期仅为林德瓦尔等少数人知晓[1]。

喷气推进中心初创时仅钱学森与马勃两人，钱学森以战略视野主导宏观规划，明确了中心“作为独立教育实体，融合多学科内容，不隶属于单一院系”的核心定位（图1）。马勃高度认可这一定位，认为其“非常明智”，既能避免学科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臃肿，又能保护机械工程和航空工程学科的独立发展，体现了两人在学术理念上的高度契合[1]。

图 1 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办公楼的办公室内与同事讨论学术问题（右一：钱学森　左一：马勃）

钱学森与马勃以战略共识奠定跨学科定位，以联合授课筑牢学生知识体系，以研究转向深化专业信任。1951年第一学期，两人在喷气推进中心共同开设了“火箭”课程（课程代码JP121），该课程围绕火箭技术全链条核心领域构建教学内容体系，具体涵盖喷气推进系统的基础理论、气体动力学的关键原理、喷管流动特性及火箭喷管的专项研究。同时，深入探讨固体推进剂的特性参数、液体推进剂的性能指标，以及两类推进剂对应的燃烧室设计（含固体推进剂火箭颗粒比例优化、液体推进剂火箭供料系统架构）、火箭发动机的传热机制与冷却技术，并对固体与液体推进剂火箭的综合性能展开对比分析与优化研究[2]。

在研究方向调整上，钱学森建议马勃接手喷气推进中心冲压发动机部门。马勃当时虽“不太情愿”，但仍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受挑战，将研究从纯粹的空气动力学领域转向了燃烧领域。一方面，钱学森信任马勃的学术能力，能从熟悉的气体动力学领域，快速切入并攻克燃烧领域的难题。另一方面，马勃信任钱学森的战略判断，认可他对科研方向的把控，愿意放下个人积累，投身更具价值的新领域。从那以后，燃烧方向的研究成了马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多年后马勃回忆当时的选择：“钱学森说得非常对，对喷气推进系统燃烧方面的研究，比气体动力学更具创新性。”

生活中，二人的友谊也在不断深化。1949年5月19日，在钱学森还没有正式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马勃致函钱学森，询问是否提前协助办理租房。5月31日，钱学森复函马勃，说：“我们抵达帕萨迪纳后，决定住在吉尔伯特父母家里，租他们的房子。所以目前看来，这个问题至少找到了暂时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蒋英和我还是感谢您和奥拉·李（马勃的夫人）所给予的慷慨帮助。”[3]

钱学森虽未在租房事宜上打扰马勃，但请他代为预定音乐会门票。在信中钱学森写道：“我们渴望参加科尔曼的音乐会，若您能为我们预订两张门票，我们将感激不尽。”信末，钱学森透露了即将搬迁的消息：“近日我们正忙于打包行囊，不久之后，我们将在帕萨迪纳安家！”这种“私事相托”的信任，体现了两人超越工作关系的亲密情谊。

1949年7月，初到帕萨迪纳的钱学森夫妇热情邀请学校和实验室的同事们到家里做客，其中包括好友马勃。老同事们至今还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展示厨艺，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中餐，蒋英则以女主人的从容与亲和，让宾客如沐春风[4]。钱学森夫妇的热情款待让马勃倍感亲切，也让他们的友谊在日常交往中进一步深化。

钱学森与马勃的友谊以“志同道合”为基础，因共同学术理想而建立，在专业合作中彼此成就、增强信任，在生活中积累情感，最终成为“专业上的最佳拍档，生活中的可靠挚友”。

患难见真情：马勃对钱学森在困境中的竭力相助与友谊升华

“能和您以及马勃这样的美国人交朋友真是太好了！”——1955年8月18日钱学森写给西尔斯的信

1950年，钱学森因被指控与“共产党活动”有关而面临政治高压与社交孤立，在此期间，马勃与其妻子奥拉.李为他提供了持续帮助。从听证会前后的全力奔走，到5年软禁期的默默守护，马勃用始终如一的担当，诠释了“患难之交”的真正内涵。

1950年9月23日，钱学森虽已从特米诺岛上保释出狱，但司法部拟将钱学森驱逐案的听证会定于10月16日举行。马勃和钱学森商定，在听证会召开之前给冯.卡门写一封信。他们认为，冯.卡门在科学界与政界均有影响力，能为钱学森提供有效帮助。10月4日，马勃写下长信，在信中提及“不存在正当有效的证据”证明钱学森的共产党身份或相关接触，同时揭露联邦调查局[5]。

当多数人因钱学森的“政治嫌疑”避之不及时，马勃全程陪同钱学森参加每一次听证，处理诉讼过程中的繁杂事务，还与律师格兰特.库珀（GrantCooper）密切合作搜集证据。为弄清关键证人理查德.N. 刘易斯（Richard N.Lewis）证词的真相，马勃特意利用前往东海岸出差之机与其会面。在偏僻的咖啡馆里，马勃揭露了刘易斯因联邦调查局威胁而作伪证的隐情，为钱学森的辩护提供了重要突破口[1]。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作出将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判决。5月17日，马勃立即将判决结果及案件细节函告冯.卡门。他在信中冷静剖析控方证据的漏洞，认为警方声称发现列有钱学森名字的卡片，却无法证明是其本人笔迹，也无其他佐证，仅为单方面认定。这些细节的呈现，既是为远在法国的冯.卡门提供案件全貌，更是隐晦表达对判决公正性的质疑。

5年软禁期间，钱学森被剥夺参与涉密项目研究的权利，但他仍坚持教书、投入研究。马勃内心对钱学森惊人的毅力深感敬佩，并直言：“我亲眼见证了他（钱学森）追求学术巅峰的全过程，（这段时期）他涉猎的研究领域之广、发现问题的速度之快、将问题凝练总结并解决发表论文的效率，都堪称典范。”他更用“非凡标杆”“堪称典范”等充满敬意的语言，高度评价了钱学森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更加钦佩其在困境中不妥协、不放弃的精神品格[1]。

生活上，马勃夫妇也给予钱学森一家诸多照顾。当时，钱学森一家因负面新闻报道面临被房东驱逐的困境。马勃回忆：“他的名字上了报纸，照片也登在媒体上，成了各种骇人听闻头条的主角。”马勃夫妇竭力为他们寻找新的住处，并向房东担保钱学森的人品，最终帮助他们安顿下来。5年间，两家交往密切，马勃常在周末或假期驾车带钱学森一家去山区游玩。

1953年彭德雷航天著述奖的代领，则从另一个维度诠释了这份友谊的深度。该奖项旨在表彰在航天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并且撰写出具有高质量与重要影响力论著的科学家。1953年，美国火箭学会决定将该年度彭德雷航天著述奖授予钱学森。颁奖典礼定于同年12月3日在纽约举行，学会秘书斯莱德代表学会向钱学森致以祝贺，并邀请他出席颁奖晚宴。

1953年初，美国司法部对钱学森作出假释决定，规定假释期间不得离开洛杉矶，如需离开须提前报备获批。这次颁奖宴会，钱学森决定不亲自出席，而委托朋友代领。钱学森在复函火箭学会秘书的信中说：“被授予1953年度乔治.爱德华.彭德雷奖，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我不能出席1953年12月3日在纽约举行的荣誉晚宴并在晚宴上领奖。届时，我请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和机械工程副教授弗兰克.E.马勃或者喷气推进副教授斯坦福.S. 佩纳（S. S.Penner）博士代表我出席宴会，我的代表将在纽约联系您。”当时，钱学森因政治嫌疑被限制自由，社交圈受挤压，马勃的代领行为是无声的支持——以同事与友人的双重身份，让外界看到钱学森在科学界的人脉与声望并未因政治风波受损，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公开维护。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离岸前，马勃等人开车为他们送行。据马勃夫妇回忆，他们还带去了一个装满水果、糖果、罐头等物品的巨大篮子。当钱学森走上船时，他转身和马勃握手，说：“弗兰克，25年后再见。”[6]这份在学术合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虽面临分离，却因这份约定而显得格外真挚与厚重。

钱学森回国后，马勃以一系列具体行动，从学术资料的保护、国际学术通信的维系到著作推广等，持续守护钱学森的学术生命。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其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手稿被随意堆放，面临遗失风险。马勃主动找来文件柜，细致整理收纳这些手稿，甚至在克拉克.密立根（ClarkMillikan）的帮助下，将1946年钱学森转赴麻省理工时留下的旧文件与已发表论文对应归档，最终装满两个四抽屉文件柜[1]。

1955年9月钱学森启程回国后，仍有国际友人因学术问题致信钱学森，而马勃则主动承担起“传声筒”的角色，确保这些重要的学术沟通不被中断。1955年9月14日，瑞士的L.S. 钟（L. S.Dzung）致信钱学森，称赞其著作《工程控制论》并附“非控制交互”相关笔记。10月17日，马勃告知对方，信件因钱学森回国未送达，建议其直接联系，并表示会留意钱学森国内永久地址，协助通信[7]。同年9月15日，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副研究员罗杰.张（RogerChang）先生写信给钱学森请教金属脆性断裂问题，还附了自己的相关论文。马勃同样告知他钱学森已回国，并称若得知钱学森国内地址会随即转告，同时建议其直接联系钱学森，而非通过转交材料[8]。

此外，马勃还主动承担起钱学森著作《工程控制论》的修订与推广工作。《工程控制论》作为钱学森在学术困境中完成的重要著作，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里程碑，更在工程控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1964年4月，马勃在给多佛出版社总裁海沃德.切克（HaywardCirker）的回信中提及该书因销量问题而面临停印危机，以专业视角为这部著作“正名”：他既肯定其“领域内经典、早期重要著作”的历史地位，又强调其“原理阐释清晰”的典范意义[9]。马勃还结合该出版社“发掘有意义绝版作品”的定位，提议协调再版，坚信“价格亲民会受学生欢迎”，为著作找到合适“归宿”，使其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