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治疗室”里的00后，男多女少最人物

当性生活出现问题，根源往往不在“性”上。

成为性治疗师20年，童嵩珍经手的个案数以万计。她见过形形色色的性障碍、无性的婚姻，以及那些难以言说的性癖好。

来访者男女比例为4:1，多以男性主导，但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许多前来寻求帮助的女性，对性的需求从生育转向性愉悦、关系平等。

咨询者越来越年轻，部分已是00后。

过去，人们往往是在婚后无法完成性生活、影响生育时，才考虑寻求治疗。现在，许多伴侣在婚前遇到类似困扰，不再避而不谈，而是一起面对。

表面来看，公众对性的态度越来越坦然。实际上，性仍是一个人们不愿轻易谈论的话题，它与社会观念、身份地位、情爱尊严等深刻交织，难以剥离。

童嵩珍是中国台湾(专题)最早从事性治疗的人，被称为“华人(专题)世界第一性治疗师”。

在她位于北京的工作室里，她与我们一起聊了聊关于性的议题。在她看来，每一个来到这里咨询的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挣扎。

他们渴望的往往不只是性，更是获得人生的重启。

以下是童嵩珍的讲述。

20多年前，我在养老院探寻老年性生活。

那间养老院的空间没什么隐私，有些房间好几个人共处一室，许多需求都被压抑的。我找到一些老人，询问他们有性欲时，一般怎么处理。

老年男性的空间相对较大，他们有很多方式解决性需求。养老院每周有一次探视时间，会有一些工作者上门，陪老人们聊天、下棋。有些老人会发出邀请，如果工作人员愿意，他们会去到一个相对隐秘的空间，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协助老人满足需求。

为了满足需求，有些老人可以整个礼拜只吃腌咸菜配稀饭，把子女给的几百块台币省下来，用于买春。这件事当然不正规。

相比之下，养老院里女性老人的性需求更为隐秘。

一些奶奶会躲在被子里，偷偷用手解决，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感受”，就觉得可以了。还有许多奶奶对性的印象，停留在年轻时的生育所需，每每想起，只觉得难过。

电视剧《今夜一起为爱鼓掌》，下同

在养老院做调研时，我正在中国台湾树德科技大学的人类性学研究所进修，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老年性需求。当时，同学都不想研究这个话题，因为朋友间都不一定会谈论性生活，更何况是老人。

导师鼓励我去养老院看看。我在养老院跟老人混熟以后，发现老年人的性生活跟我们想象中很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并不只是吃饭、睡觉、等死，也有真实的性需求。

养老院就像一个微观社会，许多关于性的事情上不了台面，可它们隐微地发生着。

我想，性是可以摊开来说的东西，不需要去避讳。

我从小就对性这件事特别敏锐，不管是我身边的人或是动物的性行为，我都很有兴趣。三年级的时候，我看见哥哥姐姐房间书柜里的小册子，翻开一看，是黄书，我当时觉得很兴奋，这是我对性产生好奇的起点。

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父母对性闭口不谈。当时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很多人闻性色变。但在隐秘的角落，人们对性的需求是存在的。

当时，情趣用品店通常开在巷子里阴暗的角落，小小的门虚掩着，晦暗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有些人买安全套都要戴口罩，怕被认出来，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人推门而入。

在接触性治疗前，我在大医院从事护理师工作12年。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些病人即使卧病在床，也渴望和伴侣亲密接触。

一次我在骨科值夜班，看到在一间很暗的病房里，一位病人和伴侣把床帘拉起来，正在亲热。他们的动作透过床上的一盏灯，被投射到床帘上，像皮影戏一样。那位病人腿上打着石膏，行动不便，却仍然兴致勃勃。

惊讶之余，我没有制止。许多人会想“性这件事怎么可以发生在医院？”，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我想去探究原因：在某些观念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为什么还是有性行为？如果满足性这个需求，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从这个想法开始，我越来越好奇性对于人们的意义与帮助。

童嵩珍展示画册

2004年，我偶然得知大学开办人类性学研究所的消息，就报名入了学。

研究所的课程分为三个大类：性教育，性谘商和性治疗，我选择了最难的性治疗作为主攻方向。这意味着，我不仅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别人（性教育），让别人把困扰告诉我（性谘商），我还需要触碰他们的内心或身体去进行治疗（性治疗）。

我是性学研究所的第三届学生，也是第一个专职从事性治疗的治疗师。

当时，大众对性治疗师存在偏见，认为等同于“另类的性工作者”。

父母非常反对。我爸说：“你念到硕士，就研究人家房间里的事，你丢不丢人啊？”他们觉得这是不正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