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侠客：孙宾硕的显隐人生澎湃历史

《史记》中有一类传记，名曰“游侠”，叙写“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之类人物，赞颂他们的侠客之义。之后《汉书》也设立《游侠传》，不过班固对游侠持贬斥态度，强调要遵守“守职奉上之义”。曹魏时，鱼豢于《魏略》中设立《勇侠传》。此后史书摹写人物，虽然出现游侠的记载，但游侠类传已失却了结构性存在的地位。如此来看，《魏略·勇侠传》也算是游侠类传的绝响了。

今传《魏略·勇侠传》，赖裴松之注释《三国志》而流传。《勇侠传》共载四人，分别为祝公道、孙宾硕、杨阿若、鲍出，其中祝公道事，见于《三国志·魏书·贾逵传》下裴松之注，余三人事迹，见于《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所附《张恭张就传》之下裴松之注。从裴松之所引传文来看，祝公道事迹似非全貌，而孙、杨、鲍三人事迹较为完整。四人中，孙宾硕之事颇值得研究。

一、孙宾硕事迹的补充

孙宾硕又见于《后汉书》卷六十四《赵岐传》中，作“安丘孙嵩”，又作“北海孙宾石”。据《魏略·勇侠传》，汉桓帝时，常侍唐衡之弟为京兆虎牙都尉，为郡功曹赵息所侮，唐氏怀恨在心，逐捕赵氏一族。赵岐为赵息从父，隐名变姓，逃于北海，为孙宾硕所藏匿。据《魏略·勇侠传》并结合其它相关资料，孙宾硕之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及补充者：

其一，《后汉书·郑玄传》云“及党事起，（郑玄）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李贤注“嵩字宾石，见《赵岐传》”，可知此孙嵩与《魏略·勇侠传》中的孙宾硕为同一人。但孙嵩又因何事而被禁锢？《后汉书·赵岐传》言“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歳”，而孙宾硕曾在延熹年间，藏匿逃亡的赵岐，并因此事而显名东国，其与郑玄等列名党籍遭禁锢，或正因救助赵岐之事而连坐。

据裴松之所引《勇侠传》孙宾硕事来看，孙宾硕传似为全貌，若如此，鱼豢叙孙宾硕事因何而不及党锢事？孙宾硕的党人身份值得重视，其救助赵岐，或许出于侠之义，但因所救者为党人，则自身也被动地成为党人即侠儒（关于“侠儒”，参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其二，在《勇侠传》中，孙宾硕曾言“我北海孙宾硕也，阖门百口，有百岁老母在堂”，此言有三点须辨析及阐释。

第一，孙宾硕救助赵岐时，《勇侠传》及《后汉书·赵岐传》皆记为年二十余，焉有母子之间，年龄悬隔七十余年，于理难通，《后汉书·赵岐传》正删去此句，则“有百岁老母在堂”，若非原文有脱讹，则为鱼豢记载夸大失实。

第二，孙宾硕何以要报出“阖门百口”？论者指出，两汉家庭结构虽有从核心家庭向主干家庭的演变过程，但数世同居仍为极端稀少之事，故《后汉书·蔡邕传》言“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乡党所赞扬之义正是同居共财。孙宾硕言“阖门百口”，其为数世同居，当无疑义，至于是否共财，还不能判断，但数世同居，已与汉代的一般家庭型态有别，故如《蔡邕传》所言同居之事，特被记载于史书予以表彰。孙宾硕说“阖门百口”，恐非仅向赵岐夸耀家门人口之盛，更有通过数世同居为其自身服义之表现，由此（家族内部之义）自可向外推展至救人于阸之义，并藉此以打消赵岐疑虑的用意。

因之，孙宾硕自言“阖门百口”，见载于《勇侠传》，这与《后汉书》以下史书《孝义（友）传》中屡屡表彰的“累世同居”，极有关联。第三，孙宾硕命手下将赵岐扶上马后，《勇侠传》写道“岐以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而听“我北海孙宾硕”之言后，赵岐即将实情相告，《后汉书·赵岐传》描写赵岐闻听孙宾硕自报家门后，作“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可见孙宾硕的自报家门，是赵岐以实情相告的重要原因。

那么，孙宾硕的名声又是如何形成的？东汉时，得名之方式不外乎经明行修，于乡党博取名声；或可于京师太学广泛交游、议论时政，以此显名；或被某个特出人物所拔擢并为之延誉，如受李膺赏识，被时人称为“登龙门”。从孙宾硕事迹来看，其为赵岐所闻的名声，这里称之为第一次得名，很可能来自乡里，即对第二点中同居之义的践履。

孙宾硕又因救助赵岐脱困，显名东国，这可称之为第二次的得名，这次得名可说是福祸参半，福即因此而仕至豫州刺史，而与郑玄等被禁锢也算是后来之祸。孙宾硕之因救助赵岐而得名，进而仕至刺史，与《汉书·游侠传》原宪由儒返侠的经历，适成相反的对比。孙宾硕由侠（赴士之困阸）而儒（出仕）的过程，正是《汉书·游侠传序》再三言之的将游侠纳入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反映。

其三，关于孙宾硕的家世与身份，《勇侠传》载其“家素贫”，李文仁从孙宾硕家有百口、奉养百岁老母及出门以牛车代步三点，推测孙宾硕应是当地有势力的家族（李文仁：《鱼豢〈魏略·勇侠传〉研究札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10年，166、167页）。

李氏的观察大体不差，这里，再作几点补充。第一，关于犊车。《晋书·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可知自汉武帝至东汉灵献时，乘牛车者身份由贫而趋贵，可以说逐渐被赋予了象征身份的意涵。

后汉末至三国初，士大夫坐牛车交游士林，已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了。又《勇侠传》载“闭车后户，下前襜”，则知孙宾硕所乘牛车应为四面封闭，且开有窗，前面挂有车帏，似这等装饰，恐非一般人家所能担负，其主人必有一定财力。第二，“将骑入市”，入市时的随从也骑马，从侧面可推知其主人的身份、财力，绝非一般平民可比，或暗示出孙宾硕拥有豪强武力的一面。

第三，“因载（赵岐）著别田舍，藏置复壁中”，则表明孙宾硕田产屋舍不止一处。结合以上三点，推测孙宾硕家资较为殷实，且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或不为过。但《勇侠传》载孙宾硕“家素贫”，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使我们联系到《史记·游侠传》对郭解的描写，“解家贫，不中訾”，《索隐》曰“赀不满三百万以上为不中”，郭解的资产，恐怕与三百万相差不会太过悬远，如若差距过大，恐怕连不中訾的资格都谈不上。

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出土的两架陶制牛车

青瓷牛车（三国·吴）

其四，兴平年间，赵岐以太仆的身份持节巡视天下，适逢孙宾硕客死荆州，赵岐为孙宾硕行丧。可注意着，赵岐是以九卿的身份为孙宾硕服丧，是对孙宾硕义行的回报，那么在义的践行上，双方是相互的。这在以后的《孝义传》书写中，多表现为郡吏因太守之辟召，而对旧君服丧。《勇侠传》与《孝义传》中服丧者身份的变化，值得注意，但在褒扬服丧作为践行义之美德的层面上，则有其连续性，这也为我们观察从《勇侠传》向《孝义传》的转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二、孙宾硕对南北朝士人之影响

孙宾硕死后，其事迹广为士大夫所传颂，甚而以宾硕事迹为鹄的，亲身践行之。在士人口耳相传进而形诸文字并亲身践行的过程中，他们又如何看待孙宾硕其人其事，这与《魏略·勇侠传》对孙宾硕的书写，息息相关。

《晋书·刘曜载记》似为《魏略》之后最早记录孙宾硕者。刘曜平定上郡横渠部后，大宴群臣，忆及平生，下书重赠崔岳、王忠、刘绥三人。刘曜所忆之平生，指：

曜之亡，与曹恂奔于刘绥，绥匿之于书匮，载送于（王）忠，忠送之朝鲜。岁余，饥窘，变姓名，客为县卒。（崔）岳为朝鲜令，见而异之，推问所由。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大丈夫处身立世，鸟兽投人，要欲济之，而况君子乎！”给以衣服，资供书传。

刘曜逃亡，迭经刘绥、王忠与崔岳三人藏匿救助，而崔岳对其救助刘曜的行为，更以孙宾硕来比附。

无独有偶，至北魏尔朱荣之乱，李晓的三位兄长皆罹河阴之难，李晓逃亡至成皋，为荥阳令天水阎信所怀疑，但阎信却对李晓说出如下话语：

观君（李晓）仪貌，岂是常伦？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难，须悉心以告。天下岂独北海孙宾硕乎？

而李晓也因阎信的“长者之言”，具告情实。从崔岳及阎信对孙宾硕之事的援引看，他们必熟知孙宾硕救助赵岐之事，并躬自践行之。《魏略·勇侠传》，很可能是他们习知孙宾硕事的重要来源之一。阎氏为天水大姓，而崔嵩之郡望不明，或亦为大族，这也说明孙宾硕事在北方大族的知识结构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追寻其原因，正源自儒家伦理对义的追求，而这种救人困阸之义，也内化为士大夫的精神要素之一，时时闪烁。

孙宾硕事在东晋南朝同样广为士大夫所熟知，《世说新语·言语》“王坦之令伏滔与习凿齿论青、楚人物”条，刘义庆注引《伏滔集》论青州人物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