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去世：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环球人物杂志

“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

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发布公告，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逝世。87岁的他在家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昌钰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刑事鉴识符号。李昌钰1938年11月生于江苏如皋。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美国所有50个州和至少46个国家的法医专家，并在70多个国家进行过讲学，曾为约600个执法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参与调查的案件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再度调查、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和“9·11”恐怖袭击。

1975年，他加入纽黑文大学。1998年，他在该校创立李昌钰司法鉴定学研究所。此后数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法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用了近50年时间，把法医学从实验室带进了公众的视野。

纽黑文大学校长延斯·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李昌钰对该校以及国际法医学界作出卓越贡献，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和执法专业人员。

（以下是2013年8月20日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专访文章，标题为《李昌钰：“办案要让证据说话”》）

“今天这个屋子里连我8个人，我能用20分钟大致了解你们7个人的情况。”这位75岁的老人端坐在沙发上缓缓地说着。当然，这并不是他最厉害的本事，他可以凭着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让罪犯无所遁形”——他就是当今全球最著名的“科学神探”李昌钰博士。

7月15日上午8点半，环球人物记者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见到李昌钰博士时，他刚从美国飞抵北京。想到他舟车劳顿，记者不忍心这么早就开始采访，李昌钰却很坚持：“早点开始，我们聊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近些年，在参与多起重大案件的侦破之余，李昌钰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世界各地授课、演讲，和媒体及公众交流，“每年都要跑20多个国家”。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并不仅仅是司法界人士——理解并重视“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的办案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为他赢得了“当代福尔摩斯”的称号。我们的谈话，也从这里开始。

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

环球人物：您曾说：作为一名办案人员，要“保持全然客观，观察事物的原貌，顺其自然”。可做到“全然客观”很不容易，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昌钰：我把自己看成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就是要保持客观立场，试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掺杂人为修改。有些证据很明显，黑的或白的，但大部分是灰的。假如检验物证的人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就会把灰的说成白的或黑的，那就是不公正的。

但客观真的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当所有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人时。所以，我们首先要训练自己，忘记自我。经常有警察给我送案卷时说：“李博士，就是这个人，证人都看到了。”我说：“你不要讲，我要看物证，等我看完再讨论。”

环球人物：警察和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在您身上结合到一起了，您自己怎么看这两个身份？

李昌钰：这是个很好、很有趣的问题。警察要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不仅看人，也要看现场，比如桌子上有几个杯子，几个用过，杯子上有没有口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人性的内容。而做科学家，就要完全客观，不能推测。

环球人物：您认为，重物证能减少错案的发生吗?

李昌钰：再有经验的警察，也会有主观性，但物证会比较可靠、客观，所以一定要让物证讲话。

台湾省有个很有名的案子——“苏建和案”，这个案子对当地司法界影响非常大。19年前，一对夫妇死在家中，被刺了几十刀，非常残忍。警察被要求限期破案，压力很大。他们发现3个半夜打台球的16岁年轻人很可疑，就把他们抓起来了。后来，这3个人遭到刑讯，实在没办法了，就承认是他们干的。

没想到，另一批刑警也抓到一个人，叫王效先。他承认那对夫妻是他杀的，他还抢了4000元钱。面对这种情况，警察为保住脸面，就想了个办法，说这3个年轻人是王效先的同党。后来，4个人都被判了死刑。王效先被枪毙前留下遗言，说是他一个人干的，但这段自白一直没公布。

这个案子前后经历了很多次审判，所幸4任“司法部长”都没有签那3个人的死刑复核。有一次我到台湾省讲学，律师把案卷拿给我看，我发现了很多疑点，比如凶器、血迹。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现场重建，认为是一个人做的。去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将那3个人无罪释放。

·上世纪90年代，李昌钰（前中）在美国参与法医解剖。

美国也有很多冤案，尤其是在使用DNA技术之前。最近270多人翻案，就是DNA发现了新的证据；还有指纹鉴定，通过这个，又有一些案子翻案。

环球人物：所以说，鉴识科学与司法公正有必然联系?

李昌钰：司法怎么公正、怎么让人信任，其中当然有一部分人为因素，法官、检察官的操守，这个我们没办法谈，那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但是物证，我们要保持绝对公正，物证的保存、鉴识、提取都要明朗化、公正化。中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公布以后，对警察的侦查程序、法律要求提高了，这是个进步。

环球人物：现在互联网的影响无处不在。国内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案子还没判，就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这会影响到判案的公正性吗?

李昌钰：在美国，这个情况更严重，影响判案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陪审团制，理论上，被选作陪审员的人，不能看新闻，不能和别人讨论案情。但现在有了网络，他回到家上网、发邮件，你怎么控制?再就是法官，因为怕在网络上被群起而攻之，会有顾虑，影响判案。

这里面要考虑一个问题：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到底是真正的网民，还是被雇佣的“打手”。网络上的意见，是民意还是被制造出来的，很难讲。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待悬案?您参与侦破的案件，也有悬而未决的。

李昌钰：有人说我有案必破，没有这回事，媒体报道的都是一些破了的案子。美国的破案率也不是很高，有30%以上的凶杀案没破，50%的性犯罪案没破，大约60%的财产犯罪案没破。

所有案子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看

尽管见惯各种血腥的谋杀现场，深悉人性中阴暗凶残的一面，熟知司法体系内的种种不公，但这位“科学神探”一直保持着幽默、谦和的人生态度。在配合摄影记者拍照时，他从一个沙发挪到另一个沙发，随即又挪到书桌前。他开玩笑说：“我很会和人打交道的，当警察的时候，连犯人都喜欢我。”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的名门望族，他七八岁的时候，全家由上海迁居台湾省。

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李浩民不幸在海上遇难，家境逐渐败落。“事实上，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当警察。是因为家里穷，上警官学校可以免费。”1960年，李昌钰毕业后，在台北警察局当了一名巡警。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李昌钰对鉴识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破案全靠刑讯。看到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我想，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证据来破案呢?”

1964年，李昌钰到美国学习。“当时，没有鉴识科学这个专业，后来我索性在纽约大学学分子化学。”他用两年半时间修完了4年的大学课程：法律、刑事、生物化学。随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半工半读10年间，李昌钰做过餐馆侍者、证券行小职员，教过中国功夫，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

1974年博士毕业后，李昌钰决定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这所学校正要建立鉴识科学中心，需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来主持工作。“我的导师是一名得了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他希望我留在生物化学领域，可我要去做鉴识科学，他气得差点不和我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