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诺贝尔，右手奥斯卡，怎么做到的？倪伟
“在国内市场陷入困境的同时，全球对韩国内容的兴趣却达到了顶峰。”3月中旬一天下午，在釜山总部，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简称“影振委”）国际事业部部长金泳銶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一方面，这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现实。韩国电影已连续两年衰退，本土电影去年销售额骤降四成。投资锐减，开拍量下滑，四大连锁院线一年关闭了26家影院。韩国影振委官方证实：“韩国‘影院危机’成现实。”
另一方面，韩国影视在国际上春风得意。2019年和2020年《寄生虫》揽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四项大奖，成为获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语电影。2021年《鱿鱼游戏》剧集席卷全球，成为网飞（Netflix）平台播放量第一的内容。之后这几年，一部又一部韩国剧集和综艺，排着队登顶网飞榜首。
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韩国文化，一个更为瞩目的成就是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被首次授予亚洲女性作家，在国际流行多年的“韩女文学”，被授予极高的文学嘉奖。
而回到20多年前，韩国文化在全球可谓寂寂无名。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崛起，被称为“汉江奇迹”，世纪之交开始的文化崛起，不啻另一场“汉江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韩国人以亚洲的面孔、表情和语气，讲出了人类共通的故事？
3月8日，韩国首尔一家影院内，许多观众购买《与王生活的男人》的电影票。图/视觉中国
韩国电影的关键先生
在韩国，影振委承担着韩国电影协会的职责，今年的“头等大事”，是把数百亿韩元的资金给到需要的剧组，把钱花在刀刃上。
金泳𨱇是影振委的资深人士，他2004年进入影振委工作，韩影崛起，他几乎全程经历。他记得21世纪初那些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制作量井喷，“几乎是只要有剧本，就能拍电影”。
当他望向窗外，能看见一尊高大的铜像，纪念的是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罗云奎活跃于一百年前，自导自演了里程碑式的《阿里郎》。当世的韩国导演中，如果未来要为其中一人铸像，会是谁？听到这个问题，金泳𨱇大笑起来，但几乎没有犹豫地给出答案：“奉俊昊。”
在国际奖项上，奉俊昊已达到电影导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巅峰，但若要说他是当代韩影第一人，争议恐怕不小。金泳𨱇承认，这是一个“私心之选”。
左图：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的塑像。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20年2月9日，电影《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出席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图/视觉中国
首尔时间2020年2月10日上午，影振委办公楼里，当金泳𨱇路过休息室时，突然听到巨大的欢呼声。他往里一看，同事们正守着奥斯卡颁奖的直播，最重要的一项大奖刚刚压轴揭晓：最佳影片花落《寄生虫》。
那天，《寄生虫》在陆续摘得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三项大奖后，最终问鼎。而在前一年，《寄生虫》已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对于一部英语世界之外的电影，堪称奇迹。“见证韩国电影首次在美国斩获如此重磅的奖项，大家都深受触动。”金泳𨱇回忆道。
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毕业于社会学专业，其导演专业的训练，是在影振委下属的韩国电影艺术学院（KAFA）完成的。2000年，影振委设立面向商业电影的基金，奉俊昊转向商业电影制作时，恰逢基金启动，受益于此。
影振委办公楼位于釜山海云台，临近风景秀丽的海湾。一条小路对面，就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电影殿堂”。电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资料馆、图书馆等空间的综合体，平日，三三两两的观众，各自挑一部电影，在电脑前扫码观赏。而每当初秋的风掠过海面，这里就将铺上红毯，点亮聚光灯，釜山电影节拉开帷幕。
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6年。这一年，导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奉俊昊还在做编剧，而朴赞郁已经在筹备第二部电影。次年，李沧东拍出《绿鱼》，从作家转型为导演。即将托举韩影走向国际的一代创作者，几乎同时起步。
韩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闵奎东是奉俊昊的师弟，他们前后脚拍出电影首作。闵奎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韩国电影迎来宽松环境，电影振兴法颁布，资本涌入，机会突然多了起来。“以前是师带徒时代，先当十年副导演，你才有机会当导演。但突然之间，新人刚入行就有机会当导演了。”他说。不到30岁，他因为短片而被制片人相中，获得了执导一部恐怖片的机会。
朴赞郁最先成名。2003年，《老男孩》摘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那是韩国电影的关键时刻。此后，这批年轻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摘金夺银，从未间断。这些作品还很“年轻”，就已经成为当代经典。李沧东的《燃烧》上映于2018年，在一些榜单上，已经常常被奉为韩国影史最佳影片。另一部常常占据榜首的，是更“年轻”的《寄生虫》。
电影/剧集海报：（上排左起）《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1999年），《老男孩》（朴赞郁导演，2003年），《辩护人》（杨宇硕导演，2013年）
（下排左起）《燃烧》（李沧东导演，2018年），《寄生虫》（奉俊昊导演，2019年），《鱿鱼游戏（第一季）》（黄东赫导演，2021年）
《寄生虫》作为一部非英语影片，在奥斯卡获得空前胜利，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寄生虫》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时候，发表感言的是CJ集团的李美敬，她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在20世纪90年代，她就推动CJ投资好莱坞的梦工厂，布局海外长达二三十年。”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范小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致敬了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我上学时，学习的就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他还曾回忆，小时候，美军广播电视AFN每周五晚播美国电影，家人睡熟后，他总在客厅偷偷看。因为不懂英语，只能发挥想象去理解，但那些电影深刻影响了他。
那时，如日中天的香港(专题)电影也受到韩国人喜爱。美国和中国香港电影带给这一代韩国电影人的影响，是对于类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最简单的方法，先把观众都吸引过来，然后再放置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范小青将这种路径称为“创造性模仿”。
从模仿中，如何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韩国电影的真正奥秘。这个命题，早在奉俊昊之前，已经被另一位导演用一部电影探索出了答案。
“研究好莱坞，但要做有国籍的电影”
1998年，导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间人，请求给新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写封信。他正在筹备一部新片，涉及南北关系，有情报部门内部场景。他发现，没人知道韩国情报部门内部长什么样，他想去实地参观，拍出真实感。
机要部门怎么可能向剧组敞开？但时代翻页了。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统金大中刚刚上台，情报院院长爽快答应了姜的请求。那时，韩国没有一把能发出真实枪声的枪械道具，剧组经过特批，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道具。当他们第一次用这批道具拍摄枪战戏时，逼真的枪声令全场沸腾。
1999年2月，这部《生死谍变》上映，首映日一票难求。同年《泰坦尼克号》在韩国上映，票房被《生死谍变》甩在身后。
拍摄《生死谍变》的同年，韩国文化产业正迎来巨变。这一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振兴法出台，次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应运而生。包含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被确立为21世纪韩国两大立国基础之一，与高新技术并列。
恰逢其时的《生死谍变》，获得了官方站台。《生死谍变》以崭新面貌，宣告一种新的韩国电影诞生，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姜帝圭导演带着团队一直在研究好莱坞大片的叙事，如何制造视觉奇观，如何让观众在享受奇观的同时，感觉事件与自己有关。”范小青与姜帝圭有过多次访谈，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转述了姜帝圭的创作心法。
小说作品：（左起）《素食者》（作者韩江，2007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2016年），《诅咒兔》（作者郑宝拉，2017年）
姜帝圭细致地研究了两年好莱坞电影，试图搞清楚秘诀究竟何在、能否复制。“不是追求其制作规模，而是追求那种有高度大众娱乐性的电影章法和风格，这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好莱坞的支点。我们要做有国籍的电影。”他说。
电影的技法是“术”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最能引发韩国观众共鸣的题材是什么呢？
姜帝圭探索出“类好莱坞”模式之后，一系列崭新面貌的韩国电影诞生。其中，2003年的《实尾岛》和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均突破千万观影人次，将韩影带入“千万时代”。对比韩国五千万人口，千万观影人次意味着轰动性的全民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