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极昼工作室

在外打工17年，“初代农民工”田维堂从上海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广告店。回到故乡，他反而成了“外地人”。那套在大城市习得的规矩，在县城里没用了。他很难融入当地朋友圈，也学不会人情世故。

1995年，他辞掉乡村民办教师的工作，成为当地最早南下进厂的打工仔。在当时的同乡看来，农民放弃土地是破天荒的。如今，县城和他离开时完全不同了，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还有一部分像他一样返乡，开店当起小老板，成为县城的“新市民”。

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田维堂从工厂里的“小贵州”变成了“田老师”“田总”，但他始终处在身份的迷茫中。

以下根据田维堂口述，以及他的自传作品《田老师打工记》整理。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离家多年，我的口音没有改变，只是有些贵州方言已经忘了，比如当地人说一个人很高兴，就说“淮息”，第一个字念第一声。

县城建在一条宽阔的沟里，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这条沟弯弯曲曲在山脚下。1987年，这里成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县，仡佬族和苗族最多。我是土家族，不过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没有任何差别。

但我保留了在上海和广东的生活习惯，几乎每天都要洗澡。以前在农村，只有夏天才会下河洗几次澡，其他三个季节那是完全不洗澡的。之前留在老家的弟弟要办婚礼了，还是我跟我爱人强迫他洗了一个澡。

我还曾对上海的朋友吹嘘，贵州冬暖夏凉，空调根本就卖不出去。我30岁之前都留在贵州，那时家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2012年夏天，我妻女从上海回来的那天晚上，县城天气特别热，热得睡不着。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是贫穷让我们不得不忍耐炎热。这年夏天，我第一次在贵州买了一台电风扇。

我以为我从上海回来，是高消费者，很骄傲的。结果发现，县城起步价比上海还高——不管买什么，最低消费是一块。在上海，可以花一毛、两毛钱买两根葱，在老家不行，最少要买一块钱的，一大把，放黄了也吃不完。

有一次，我出门坐公交，一上车投了一枚硬币。在上海，大家习惯用硬币，很少有用纸币的。硬币落下的声音惊动了女售票员。她对我说：“我们这里不用锑毫（硬币），你那个钱不算数的。”

我感觉她的表情里有种轻视的态度。争执了几句，我喊驾驶员停车，说要报警。记不得驾驶员是否停了车，但车上的人只是默默看着，没人帮我。

我就真的报警了。接线员说，我们这里确实只用纸币，不用硬币。我又问，能不能拿回投进去的那枚硬币，对方回答，我也不知道。

我迫不得已重新投了一张纸币进去。我跟当地朋友说起这事，他们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就转移话题了，觉得这事太小不值得讨论。

为什么我要坚持？在上海的时候，我爱人曾无缘无故被工厂裁员，她坚持打官司。我还劝她放弃，觉得我们这些打工的没有人给撑腰，结果她维权成功了。我在外地打工这么多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被影响了，就算只是一块钱，我也有维护利益的权利。

当时县城已经开始规划建设新城区了，我决定在那选择一间门面房，开一家广告店。我见证过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2003年刚去上海的时候，我们住在浦东新区张江镇的城乡结合部，后来周边到处开发房地产，五六年过去，周围都是现代化小区。我很快把老家镇上新买一年的宅基地卖掉，价格翻了一倍。当时我跟亲戚预测，将来镇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少。

县城的新城区只有两个小区和短短一条街道，和老城区隔着大约两公里，周边都是碎砖烂瓦，人行道还是泥巴路，汽车驶过便尘土飞扬。我把店开在了民族中学门口，附近还有第三小学，那些学生都是我的潜在客户。一位朋友却认为，老城区步行街位置更好。

我买了两台电脑，一台中型复印机，一台刻字机，就开业了。左右邻居有小吃店、便利店、粉店、药店，还有另外两家广告店。那些老板大多比我年轻，那两位同行只有30岁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打工赚了一点钱，想换一种活法，回来当老板的。

我一个人兼着设计师、电焊工和安装工。客人提出稍微多一些花样的设计要求，我就通过QQ发给我的侄孙来设计。开业第一天，复印了一张身份证，赚了5毛钱。前三个月都是这样，一天盈利个几毛几块钱。

田维堂的店面。讲述者供图

我有些后悔回县城，还不如去遵义或贵阳，市场要大一些。其实当时也考虑过去那，但那边没有太亲密的朋友。

倒是有位十几岁就认识的发小，在县城当了领导。有次我问他，假如我回县城做生意，你支不支持我？“当然了，我不支持你支持谁。”他大包大揽的话，让我有了依靠，下决心回来了。

广告这行业务范围很宽，凡是大街上看到的那些亮化工程，发光字、LED屏幕，都可以做。多少是有一点利润的，主要是看量的大小。发小说一年最少支持我50万业务，如果我做得很好，一年给我500万业务也是可能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关系就很好，一起谈理想，放假去村子里搞社会调查，我很信任他。我甚至没提前调查县城的市场价格，觉得靠这个关系，再怎么样也不会赚不到钱。

有回我去跑业务，一位负责人问我做喷绘多少钱。我按照上海的行情给他报价，每平方60元。那人极为吃惊，“哪有这行情？”我这才知道，县城的行情是15元一个平方。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后悔当时没有进行更全面的市场调查就贸然行动，如此单价赚得也太少了。

开店前三个月，每天店里的收入只有几十元钱，不够房租和水电，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那个春天，我都没关心过山上的花是否开了。

我沉不住气了，又去找发小。他说：“你先要做一笔亏本的生意才行啊。”

我听罢觉得云里雾里，请教了一位共同朋友。“这话都不明白?”朋友问我，“你在上海都和什么人打交道?”

在上海拉业务，我都是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大街上，看到哪里装修门面，发一张名片介绍一下。得知我以前只是跟小老板和工人打交道后，他说，难怪不懂。

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们认定我是一个在上海见过“世面”的人，还以为我在跟他们装糊涂。其实我没有实力去做“亏本”买卖，想讲实情，朋友却说：“如果你告诉发小实情，大概率更没有希望了。”

后来我还是实话实说，想让发小支持生意的事再没了下文。

2008年我回镇上卖宅基地的时候，和发小曾见过一次。那时候他正处于事业低谷，言语之间很羡慕我，觉得我在外面风生水起，因为我掏出一盒售价45元的硬中华给他抽。那天大家谈得很欢快，一起在县城里面散步，他请我吃了宵夜。其实，那包烟是在地摊上花5块钱买的。

这年回县城，我也带了两包烟装面子，一包8块钱的红双喜，一包10块钱的上海牌香烟。上海牌盒子上有“上海”两个字，一看就是我从大上海回来的。

这回我给发小递烟，他放在了一边，没点。过了一会儿，他从自己兜里面掏出一包烟，紫红盒子。我后来专门去商店看了玻璃柜里的价格，三四十块。那之后，我也开始准备这种价格的烟。

开店前，我曾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就拜托发小帮我借贷款。他当着我的面给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打了个电话，他同学说按程序办，要抵押贷款。我说给他看湖南的房产证，发小哼了一声，怀疑我是吹牛，办了假证。

还有朋友说我不该回来，在教育上对不起孩子。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时外地学生在上海不能读普通高中、参加高考，一定要留的话只能读职业高中。

我们村里人倒是相信，我是村民小组中第一个在城里买房的人。再加上弟弟宣传说我回来开广告公司，跟开店是两个概念。同宗侄儿很爽快地借了5万块钱，连借条都没让写。

正当经营万念俱灰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单咖啡厅的业务，7600元，一笔巨款。所有工序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后来我还接到另一位朋友介绍的业务，2000平方喷绘和上千米横幅。这单收入超过前三个月的总和。那之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2012年底，我还了侄儿的钱，给了6000利息。

从2013年开始，县城的新城区开始大面积开发。新楼盘几乎遍地开花。这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商机，包括我们做户外广告的。2013年到2015年的这三年时间，平均每天的营业额都在2000元以上。那时候移动支付还没有到来，我隔三岔五就要去银行存一次钱。

县城新城区夜景，田维堂的店面就开在附近。讲述者供图